转型时期纺织行业隐性强制工人劳动的问题探究.docVIP

转型时期纺织行业隐性强制工人劳动的问题探究 　　众所周知,纺织行业超时常、超强度的工作是历来就存在的,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厂方无法公开强制工人劳动而转入隐性强制工人劳动.遭到不公待遇的大多数工人为何甘愿妥协与顺从?这不仅是单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而且是深富霸权性格的工厂体制里推行的一种更巧妙更隐秘的强制劳动的结果.本文将以行动社会学为理论工具,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研究背景 　　(一)中国劳工的”加班”现状 　　加班是指职工在公休日或法定节假日从事生产或工作,加点是指职工在标准工作日以外继续从事生产或工作,它们是延长工作时间的两种形式[1].根据布洛维(Burawoy)的研究,”专制性工厂体制”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资本采用”强制性”手段控制劳工[2].出乎意料的是,在H公司没有看到工厂体制强制的一面,工人进厂打工没有被扣押身份证,工厂大门也敞开.同时,在生产车间并没有严厉的管理者,相反,工人忙碌而投入地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下午三四点钟或者是晚上的加班时间,生产车间里都会播放一些港台内地的流行音乐,工人在音乐节奏下积极工作. 　　(二)时间的支配与反抗:布洛维及之后的亚洲劳工研究 　　本文主要借鉴的是布洛维的劳动过程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剥削与不平等产生于生产过程之中.这一理论对中西方近十年来的劳工问题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在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劳工问题时非常具有启发性意义. 　　1.回到生产的核心:从马克思到布洛维 　　劳动过程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分析---资本家的利润是靠对工人的劳力剥削、剩余价值的榨取而来.布洛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并不只是孤立的经济领域,其中渗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3],从而确保资本家同时取得并掩盖剩余价值.劳动过程的政治效果和生产的政治规范工具共同构成一个工厂独特的工厂体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在进入垄断阶段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型,劳资关系不再是赤裸裸的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有所掩饰的,工人的同意和资本的强迫同样重要. 　　2.布洛维之后的亚洲劳工研究 　　中国学者对于转型时期中国强制劳动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在劳动过程之外进行的解释性研究,二是从劳动过程内部出发进行的解释性研究.从生产过程之外的解释性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学者谭深通过分析打工妹的信件发现,打工妹们尚能接受12小时的工作时间,是因为”她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面向国际市场、靠订单开工的企业要么加班,要么无工可做”[4]. 　　学者陈佩华提出:”生存的文化”这个概念去揭示当代中国打工妹的悲惨处境.”在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39;生存#39;使她们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这些外来打工妹己经深深陷入#39;生存的文化#39;中了.”[5]纵观这类研究视角,强化了底层作为社会转型的牺牲者的形象,淡化了她们抗争的能动性.事实上,”底层不但努力寻求生存,而且在奋力抗争,争取获得改善现状的机会,甚至创造机会以获得改善”[6]. 　　从劳动过程出发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香港学者任焰、潘毅着重对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他们认为,宿舍劳动体制实现了工厂对工人的”空间-时间”双重控制[7].一方面,宿舍劳动体制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劳动控制与管理形态,它使工人完全处在了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空间”之中.但另一方面,尽管工人们的生活受到控制,但是宿舍聚居也为工人建立共识、发展策略以及采取集体性行动创造了条件[8].事实上,早期强制的宿舍劳动体制已不存在,当前农民工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在工厂住宿.随着城市对农村移民的逐步吸纳,打工者在城市买房租房的比例正在逐渐上升,削弱了宿舍劳动体制的解释力度.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2008年后,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实施,以及整个社会对于农民工问题的日渐关注,纺织行业的大部分工厂已不再是改革初期的”血汗工厂”,但事实上纺织行业工人依然承受超强度、超时常、低报酬的境遇.工人的顺从与妥协并不是发生在剑拔弩张的强制体制内的产物,而是一种在工厂的生产体制里充满隐蔽性的强制劳动机制,它既不是布洛维所说的 “同意大于强迫”的霸权体制,也不纯粹是”强迫大于同意”的体制,而是在由强制体制转向霸权体制的过程中,当下的中国劳动生产领域产生的一种特有的中间形态. 　　现有的关于加班的研究都集中在以劳工为考察主体,本文则试图以资方为考察主体.走访江苏常州的多家纺织厂,最后选择本地纺织龙头H厂,其一是方便进入,笔者母亲是工厂的基层管理人员;其二H厂是老牌国有企业,厂内的工人身份较为多元,管理更为规范.研究方法上,2009年3月3日至15日,通过应聘,以普通打工妹的身份进H厂成衣制造部后整理车间进行参与观察,在此基础上进行非结构性深度访谈并进行了录音或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