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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制度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实践与完善 　　一、引言 　　藏族民间纠纷调解机制是藏民族在漫长的生产活动、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渐成立、世代相传、顺应时代、不断发展并为本民族所特有的观念意识与约定俗成的生活范式。时至今日，从阿坝藏区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土壤、经济发展水平、藏族伦理道德依托、藏区法律资源的供给等来看，藏族民间纠纷调解机制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在“五五普法”终了，“六五普法”正在进行的当下，藏族民间纠纷调解机制的适用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正因为藏族民间纠纷调解机制根植于藏区独特的文化环境体系之中，与藏族同胞具有天然的联系，所以，藏族民间纠纷调解机制是促进藏区稳定、和谐社会构建以及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手段。 　　然而，随着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藏族民间纠纷调解中的一些不良影响也开始出现，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因此，加快藏族民间纠纷调解机制的转型，将其纳入被国际上称赞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机制之中己成为构建藏区和谐社会、推动藏区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的关键。由于藏族社会纠纷的调解仍然具有解放前“政教合一”的社会管理模式的痕迹，宗教涉猎行政、司法，宗教人员参与调解民间纠纷，成为调解机制中的重要调解人以及习俗和定制，这是藏族社会民间调解的独特之处。 　　二、人民调解制度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实践问题分析 　　（一） 转型期藏区人民调解的社会环境 　　由于藏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是藏区社会发展的短板，经济社会发展明显落后于内地发达地区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彻底扭转，限制发展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得到消除。如何在“治标”的基础上“治本”，从根本上改变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历史任务。这些新老问题的交织影响并改变着当前藏区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法治观念，进而影响着人民调解的命运。 　　第一，社会结构的变化。自藏区建立人民政权以来，过去的国民党军政政权被接管，本地区地方性政权经改造过渡为人民政权或成为新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小部落变成一般村落，“洪布”、“格波”不再拥有以往的行政司法权力。“民改”后，各“洪波”、“格布”虽然也管理部落内部事务，但其性质已属人民政权机构。广大农牧民与“洪布”等特权阶级原有的身份枷锁被打破，成为独立自主的自由人，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优秀分子甚至成为一方新的势力代表。原有的经济和角色地位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逐渐模糊，新兴的身份和利益群体形成。这一种状况造成了社会的矛盾冲突。 　　第二，人际关系的变化。费孝通先生讲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 （P6）“乡土性”相对于个体而言就表现为人际关系上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即人缺乏流动性，是固定于一个空间之内的。然而，当前新兴利益群体的出现和社会利益的多样化等社会发展变化打破了人与空间关系的“乡土性”，为人口跨区域流动提供了基本的条件，新兴的人际关系和人口流动的增速冲击了传统藏区社会里形成的固定化的人际关系，藏区正从一个缺乏流动的社会转化为互动的社会。受传统部落观念的影响，血缘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仍不可小视，但这种血缘关系的纽带已逐渐松动，不再构成社会的主要基础。契约成为了构建社会关系的主要依据。封闭性的地缘关系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多民族的杂居现象而发生改变。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村民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2] （P4）所有这些都对民间纠纷的解决特别是对人民调解产生着重要影响，这也是我们要重新反思当前藏区人民调解原因。 　　第三，法治观念的影响。西方国家在现代初期曾一度认为司法是纠纷解决唯一正确的方式，一些法学家甚至将诉讼率的高低视为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3] （P24）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对人民调解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人民调解是现代法治的对立物，是“人治”的表现，与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在他们看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们法治观念的提升，人民的权利意识逐步强化，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使得他们不愿意对自己的权利进行让渡，应该坚持确立司法审判的中心地位，摒弃人民调解制度。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人民调解生存的空间进一步受到了压缩。特别是在藏区，由于“藏区人民调解”除了涉及当事人自主权以外，也对“命价”、“血价”等属于“刑事”案件的范畴进行调解。而很多人认为，这是“干扰司法”，是不应当允许的。但是根据调查，对刑事案件进行调解处理的这种状况在建国前、建国初期都是存在的，即表现为以“罚”代刑。现今的“命价”、“血价”等案件的赔偿，一般不涉及刑事责任 （国家刑罚） 部分。一旦发生“命案”、“血案”，若要进行调解，“调解” （缴旭） 的实质赔偿内容，也都是丧葬费、念经费、家属赡、抚养费、精神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