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监护权刑法规定的不足与完善.docVIP

未成年人监护权刑法规定的不足与完善 　　近年来,社会上发生了一系列未成年人人身权利遭受严重侵犯的恶性事件,如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1]、浙江”温岭虐童事件 “[2]、贵州毕节 “五男童闷死垃圾桶事件”[3]等. 这些事件的出现和监护人的失职行为存在重大联系,但刑法对此却无能为力. 　　一、立法现状 　　对未成年人权利加以特别关注,是各国立法的通例. 获得适当的监护,是未成年人的一项重要权利. 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权利的保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方面,积极的法律保护. 这类保护主要规定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中. 这类法律多从正面的角度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保障,如《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10 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另一方面, 消极的法律保护. 这类保护主要体现在《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即通过对危害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为加以惩罚. 实际上,由于上述第一类法律本身并没有对危害监护权的行为规定独立的惩罚措施,故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有效实现最终仍需要第二类法律加以保障. 刑法是法律制裁的最后一道保障,其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规定范围直接关涉到对未成年人监护权保障的程度. 　　在刑法中,与未成年人监护权相关的立法主要体现在”虐待罪”和”遗弃罪”两个罪名中. 虐待罪是针对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的虐待行为;遗弃罪主要是针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之人,有能力扶养而弃之不问的行为. 对于”虐待”和”遗弃”之外的侵害监护权的行为,刑法并没有加以调整. 可见,刑法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关注有限,而这种刑事立法的缺陷已经大大制约了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有效行使. 　　二、刑法规定之不足 　　(一)对虐待罪主体范围的规定过窄 　　刑法将虐待罪规定为”虐待家庭成员”,即犯罪主体 “只能是与被虐待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具有亲属关系的成员”[4]. 自浙江 温岭 “虐童事件”被披露后,诸多学者对刑法中虐待罪主体的规定提出了质疑. 原因在于,现有规定对此类案件面临着定罪难的困惑:一方面,将此”虐待”行为认定为”侮辱罪”明显不合适,对人身造成的伤害没有达到”轻伤害”的立案标准,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另一方面,将”虐待行为”认定为”虐待罪”却面临着主体身份不符的尴尬,涉案教师和幼童之间不属于”家庭成员”的关系. 对此,学者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扩大解释,”将虽然没有以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但是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具有紧密联系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成员纳入其中”[5];二是增设新罪名,即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以有效制止对于幼童的违法犯罪行为[6]. 上述两种观点虽不乏合理性,但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 1 种观点,在现有刑法未作修改的前提下,将教师与学生之间视为”共同生活在一起, 形成了具有紧密联系的权利义务”实过于牵强,将”家庭成员”做上述扩大解释,似有类推解释之嫌. 尽管”扩大解释本身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但不合理的扩大解释会超出国民的预期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故也最终违背罪刑法定原则”[7]. 第 2 种观点固然可以很好地解决 “虐童”问题,但对于现实中同样存在的,”家庭成员”之外主体虐待”老年人、残疾人、病人”等情节严重的行为,该如何处罚? 　　国外刑法对于虐待罪主体范围规定较为宽泛.如《意大利刑法典》第 572 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或者因教育、培养、治疗、监督、看管、行使职业或技艺等原因而受其权力支配或托付其照管……”;葡萄牙刑法典第 152 条规定:”对归其照顾、 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或教育责任,或者因劳动关系从属于其……尤其是因为年龄、残疾、疾病、怀孕而处于这一状态的”. 　　(二)对监护人滥用监护权的行为没有处罚 　　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监护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许多父母出于某些”短视的”“短期的”经济利益等因素考虑,唆使或迫使未成年人进行”乞讨”“有偿表演”,甚至从事”酗酒”“偷盗”“卖淫”等违法活动. 刑法对此类行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 尽管这两个罪对犯罪主体并没有限制,即包括了监护人在内的所有主体,但所谓”组织”“根据刑法理论上的通说, 一般要求 3 个未成年人以上”[8]. 实践中,对于监护人指使一、二名未成年人从事”乞讨、违法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却没法调整;同时有观点认为,根据刑法对”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的规定,”违法治安管理活动”的范围”应当限于侵犯财产权的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9]. 若此,则对于监护人指使未成年人从事侵犯财产活动之外的违法行为也没法加以调整. 总之,现有的刑法规定,对于监护人滥用监护权的行为调整范围有限,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