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登记司法审查机制的建构与完善.docVIP

离婚登记司法审查机制的建构与完善 一、离婚登记司法审查的困境及原因 在2001年该婚姻法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从总体上规范了婚姻家庭关系，增加了对重婚和家暴的遏制力度，确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增设了判决离婚的列举性规定。之后在2001年、xx年、2016年分别出台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二、三。然而总体来说，我国的婚姻法律体系更侧重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对财产的分割，对于婚姻登记以及婚姻效力的规定相对匮乏。我国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在2001年的修正案中虽增加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1〕然而规定却并不完善，在理论界和实践界中都存在许多诟病，认为无效婚姻列举的内容有的过于严苛同时列举又不完善，规定了胁迫婚姻却对于欺诈婚姻视而不见等等。最近颁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婚姻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该条款看似赋予了司法机关对婚姻登记行为撤销的权利，然而仔细研究会发现，其实际效果并没有达到立法者的预期和设想。首先，该条款规定的审查对象只为存在瑕疵的结婚登记程序，对离婚登记程序并没有涉及。这是由于我国当前对可撤销婚姻设定不完善所导致的连锁性弊病，实体程序法中规定可撤销婚姻只是针对结婚登记行为，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当然也只能如此，因此，该条款对于离婚登记行为没有任何规制力。其次，该条款虽然规定当事人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是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是否能够依据该条款撤销该婚姻登记的效力呢？答案是否定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依据是法律、法规，参照是规章，而当前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的结婚登记只有一种即受胁迫的结婚登记，因此，法院据以实体法规定撤销离婚登记的行为并不包括程序存在瑕疵的情况，而如果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作出撤销判决的，则跟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的规定没有任何关联性。由此可见，该条款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相反甚至还成为了民事诉讼中变相的挡箭牌。同时我国缺少对于骗取婚姻行为的规制，1994年《婚姻登记条例》第25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对离婚的当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离婚证，并对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而xx年的《婚姻登记条例》则取消了该项规定,从而造成了现实中我国现行婚姻法律体系中缺乏关于骗取婚姻证行为处理规定的局面。可以说，自此我国对离婚登记效力的规定是一片空白。正是由于我国当前婚姻法律体系中对于离婚登记行为效力规定的缺失，导致我国司法机关对离婚登记行为进行审查时缺乏相应法律条文作为审理依据来审查离婚登记行为的效力，只能依据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准则来判定该行政行为作出的程序是否合法，对于该离婚登记行为实体合法性却难以审查，这也是导致我国当前离婚登记司法审查陷入流于形式的困境的首要因素。 离婚登记行为民事性质过度强化导致司法审查标准的摇摆 婚姻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关系，婚姻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以及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都息息相关，有必要将此种人身关系的改变通过某种权威机构予以公示。因此，国家设立婚姻登记制度，通过婚姻登记与结婚、离婚证书的颁发表明行为人的婚姻状态，只有经过婚姻登记，其婚姻关系的设立或消除才会被国家和社会认可，才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正是这种需要，国家公权力不可避免地介入私人领域，婚姻登记行为逐渐演化为私法公法化的结果，婚姻登记行为不再是一项普通的民事行为，也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行政登记行为，而是公民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结合，是一个民行交叉的领域。然而，当前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却日益回归到对于离婚登记行为的民事性质的注重，一味强调婚姻本身的事实先行性，强调离婚登记行为中双方之前结束婚姻关系的合意表示，强调离婚登记行为仅是对双方合意表示的一种确认。当我们审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发展沿革，无论是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到《婚姻登记条例》名称的演变，还是从婚姻登记对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以及婚前检查要求的取消，都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即在婚姻登记领域中行政管理职能的淡化，政府越来越退居幕后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将其在婚姻登记中的职能自觉收缩到仅进行窗口形式审查的程度。〔3〕xx年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之前第25条规定，这一做法也体现了这种演变，制定者们已逐渐认为婚姻登记是当事人自身的合意，应注重对登记双方意愿的尊重，而不是以行政惩罚来规制离婚登记行为，体现的婚姻登记由管理理念到服务理念的转变，是离婚登记行为民事属性的过度强化。对于这种理念的转变，笔者并非完全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