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对城镇单位中就业的性别结构的影响.doc

最低工资对城镇单位中就业的性别结构的影响 　　一、引 言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自1993年诞生、1994年开始实行以来，已经历了近20年的社会实践，目前最低工资制度已成为我国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之一，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从100多年的世界最低工资实施历程来看，最低工资制度也并非是一个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国情探索最低工资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弄清楚最低工资的上涨对经济和社会的哪些方面有影响、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程度如何，然后才能正确利用最低工资工具为经济和社会服务。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历来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受到世界各国研究者的重视。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频繁上调，劳动成本上升，给劳动需求方带来巨大压力，但是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平均工资差距依然较大，大部分行业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平均比例还远低于国际公认的30% ～50%的合理区间，因此对于劳动供给方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满意的工资水平”为时尚早。劳动供需双方在工资水平上的博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就业结构矛盾。近年来，我国“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困难并存，大学生就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学历歧视现象等，就是我国就业结构矛盾的一个体现。从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来看，虽然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然在拉动劳动需求增长，但劳动需求的结构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2003年之前，我国劳动供给处于过剩状态，但2003年以来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涨标志着我国劳动供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蔡昉( 2011) 断言我国劳动供需进入“刘易斯拐点”。在此阶段，劳动供给已不再是单纯的过剩，而是过剩与短缺共存的状态，劳动供需矛盾主要体现为结构矛盾，如年龄结构、技术结构、性别结构、知识结构等，本文主要关注其中的就业性别结构矛盾。 　　和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单位职工中女性的比例明显偏低且持续下滑，显示就业性别结构并不合理。本文将从就业的角度来考察最低工资对城镇单位中就业的性别结构( 或性别差异) 的影响，目的在于探索这种不合理的性别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最低工资上涨导致的。具体来说本文将探索在最低工资标准频繁上调时，就业的性别结构是否会受到影响、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如何、在不同行业中这种影响有何差异，从而可以判断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过程中女性是否存在就业被挤出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对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有利于我国合理使用最低工资工具，造福于全社会并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 　　对于最低工资与就业的关系，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上涨对就业存在影响。关于宏观数据的研究，目前认为最低工资对就业具有负面效应的占据主流( 如，Sen 等，2011; Giuliano，2013; Neu-mark 等，2013)，但也有部分研究者提出相反的观点( 如，Lemos，2009; Comola，2011; Dolton 等，2012)。而在微观数据研究中，研究结论更是争锋相对，如关于美国快餐业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就曾经在 Katz、Card、Neumark、Teulings 等学者之间曾爆发过激烈的学术争论( Katz 等，1992; Card等，1994; Wascher 等，2000; Card 等，2000; Teulings，2000)，Ｒopponen( 2014) 对他们当年所使用的数据和研究方法重新检验后发现他们的结果都是稳健的。 　　而关于最低工资导致的就业性别差异，目前主流的观点是最低工资上涨导致女性群体比男性群体更易受到歧视。早期文献中，Mincer( 1976) 对美国最低工资上涨效应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男性来说某些年龄段女性的就业受到了显着的负面冲击，如20岁以上的非白人女子; 随后，Brown 等( 1982) 研究了大量已发表文献后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存在不利影响，但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负面影响更大。由于研究技术限制，早期文献虽然发现了最低工资上涨的就业性别差异效应，但是无法精确估计其影响程度。现代研究技术的进步使得实证分析结果更为精确，因此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性别差异化影响在很多国家都被观察到，如: 美国( Deere 等，1995; Abowd 等，1997; Giuliano，2013; Neumark，2014)、英国( Dickens 等，2014)、法国( Abowd 等，1997)、日本( Yukiko Abe，2011)、加拿大( Brochu 等，2013)、墨西哥( Feliciano，1998)、印度尼西亚( Carpio 等，2012)，部分实证结果见表1。但是也有研究者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不明显。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