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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椿芳:一个不该忘记的名字
姜椿芳:传奇
姜椿芳先生是我国当代文化界的前辈,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责任和良知。他历经磨难而又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学养宏富而又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诲人不倦而又谦谦君子的儒家风范,至今受人敬仰,为人缅怀。
毛泽东:“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姜椿芳就是一名驰骋在隐蔽战线上的党的地下工作者。
姜椿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从1932年入党开始的,1932年5月到哈尔滨英亚电讯社(塔斯电讯社化名)做俄语译员,但他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则发生在上海。
苏联进步电影的推广者。1936年8月,姜椿芳转移到上海先是在亚洲影片公司和上海大戏院做苏联电影的发行和宣传工作。很快,大戏院就因上映苏联电影而名声大噪,并吸引文化名人慕名而来。1936年10月10日,鲁迅抱病到大戏院观看由姜椿芳翻译的《复仇艳遇》,并于放映前听取姜椿芳的剧情介绍。当晚,鲁迅写信给友人黎烈文予以高度评价:“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岂料,9天之后鲁迅就逝世了。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大戏院上映的苏联电影受到观众的“热捧”,观众常常自发地高唱爱国歌曲、呼喊进步口号,场面感人至深。应该说,姜椿芳以大戏院为平台、以苏联电影为载体,既达到了宣传革命真理、传播进步思想的目的,又一举改变了“好莱坞”电影长期独霸上海电影市场的局面。然而,正因如此,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格外“关注”,特务活动十分猖獗。“往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但是苏联电影只在上海大戏院放映,又不愿不看。知道有危险,还是硬头皮,冒冒险。看一次戏,不免提心吊胆。下次新片放映,又是鼓足勇气,甘愿危险,溜进上海大戏院,颇有‘拼死吃河豚’之感。”程步高先生在《影坛忆旧》中的这段生动描述,不止是“再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文化场景,更彰显出姜椿芳不惧白色恐怖的英雄本色。
“小剧场”运动的领导者。日寇占领上海后,只有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小块土地仍由英、美、法等国控制,成为被日伪势力四面包围的“孤岛”。1938年,身为中共上海文委书记的姜椿芳,凭借“孤岛”的特殊环境,领导并组织开展了旨在通过业余话剧演出的形式,发动、组织、教育和宣传群众直接或间接的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的“小剧场”运动。这期间,姜椿芳结识了宋庆龄、郭沫若、周建人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并通过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于伶领导下的大的职业话剧团的帮助。据统计,当时的业余话剧团多达120个。一时间,演话剧、看话剧,成为上海“孤岛”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对于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舆论阵地的坚守者。1941年的一天,我党通过姜椿芳同塔斯社商定以“苏商”的名义在租界内出版中文《时代》周刊.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并推荐苏侨匝开莫为?《时代》周刊发行人,表示全部经费由苏联方面承担。是年8月20日,由姜椿芳担任主编的《时代》周刊一经面世,便大量刊登苏德战争情况,及时传播反法西斯的正义之声,从而打破了日寇的“报禁”封锁。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姜椿芳以“苏商”的名义创办了《时代日报》。当时,国民党政府与苏联保持着外交关系。姜椿芳利用这一关系微妙,大量刊载新华社战讯、军事述评,传播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声援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实际上起到了党的“喉舌”作用。《时代日报》的宣传效应,引起了国民党的嫉恨,终以“煽动学潮”等“罪名”为由,于1948年9月勒令停刊,并对姜椿芳下达了诛杀令,党组织接获情报后,将他秘密转移到香港。
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者。1940年的一天,姜椿芳接到组织的指示,要他密切同京剧界的关系,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领受任务后,姜椿芳首先想到了两个人:梅兰芳和周信芳。此前,他虽与这两位京剧大师并无来往,但却深知他们在京剧界的地位和分量。于是,他想方设法地接近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姜椿芳以其深厚的戏剧理论学养和坦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梅兰芳、周信芳的信任,并成为莫逆之交。自此梅兰芳和周信芳成为党的事业坚定的支持者。因姜椿芳、梅兰芳和周信芳名字中都有一个“芳”字,而被史家称为“三芳友谊”。
姜椿芳“看上去文质彬彬,话不多,但因懂俄文和肚子里东西多,讲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和革命理论数他最好,搞文化工作很在行。”赵朴初先生所言,是对姜椿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中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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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是《列宁在十月》中的一句脍炙人口的精彩对白,而它的译者就是姜椿芳。在中国翻译界,姜椿芳可谓大名鼎鼎,他是公认的俄语翻译权威,中国翻译家协会的创始人,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中央领导人做俄文翻译。
姜椿芳对翻译事业上的最大贡献是参加组织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三大全集”的翻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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