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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建议与群众路线及利益表达 　　【摘要】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期重获重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国家视角看，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是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回归，有利于执政党与社会建立有机联系，避免政治信任的流失；从社会视角看，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是利益表达和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管理创新。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作为公众参与的组成部分，宏观上应完善相关制度配套，微观上应在概念表达、适用范围和方式等方面避免可能的局限。 　　【关键词】人民建议征集 群众路线 利益表达 社会管理创新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浦院―长三角课题“南通市社会管理的经验研究” 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elap2012-YZD-CAS-06。 　　为什么要重提人民建议征集？为什么征集人民建议的建议[1]会受到官方和社会普遍的积极回应？上海市拟出台首个人民建议征集办法，[2] 又如何“把征集人民建议的好事办实”？ 　　一、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历史 　　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倡议和实践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位叫马弘毅的先生被媒体誉为“人民建议学说及人民建议制度创立者、推行者”。[3] 在他看来，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作为人民建议征集学说的核心，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即立法机关通过决议，制定专门单项法规建立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使其成为我国重要的政治配套制度。第二，开辟“人民建议征集学”（简称“人民建议学”）的研究。其主要任务是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研究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征集、采纳、实施建议的具体途径和方法等。第三，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各社会团体的决策层设置人民建议征集机构。第四，设立征集人民建议奖励基金和人民建议奖。第五，建立全国人民建议征集研究开发中心，兼以指导各地各级有关机构的工作。第六，跨部门、跨地区广泛开展有偿有奖的人民建议征集活动。[4] 1994年，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由张文生先生领衔的34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提请人大常委会设立“全国人民建议征集研究开发中心”，制定颁布“人民建设征集制度法”的议案》。[5] 　　实践中，1988年，山西省建立了“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向广大群众征集各种建议。1991年，北京成立了“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随后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等20多个省市纷纷成立了类似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使得一度因公、检、法的完备而“门前冷落车马稀”的信访办，再度门庭若市。[6] 　　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推进，人民建议征集陆续在网络空间安家落户。政府网站普遍设立了“省长信箱”、“市长信箱”、“领导信箱”，也有直接设立“人民建议”、“人民意见和建议”、“建言献策”、“民意征集”、“网络问政”、“政民互动”等形式多样的栏目。个别地方还开通了专门的网站，如重庆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议征集网（http：///），自1997年设立以来，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 　　二、人民建议与群众路线 　　问题在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人民建议为什么一直没有制度化？世易时移，今天重提人民建议征集，为何又引起了重视和响应？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执政党面临的时代背景和挑战入手。 　　1.群众路线与公信力危机 　　从性质和功能上看，人民建议征集是执政党群众路线的表现和组成部分。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改革、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然而，这么多年过去，当年的法宝却正在面临流失的隐忧。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53.9%的受调查者认为“党的优良传统流失状况”令人担忧。其中，“密切联系群众”流失最为严重，受调查者满意度最低，仅为35.6%。[1] 政党执政规律告诉我们，一个政党的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淡化、丢掉自己的优良传统开始的。[2] 　　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一个执政党，一旦演变成为利益导向，人民就会从主体变为客体，而执政党本身也就很难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脱离群众也阻碍着执政党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更为糟糕的是，脱离群众已经造就了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了。他们享受着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可以通过“城堡政治”“豁免”着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一切坏处。[3] 　　对于执政党而言，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的流失，带来的最大的危机就是政治信任流失的风险，这也是所有问题、挑战和危机的症结所在。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官方的统计数据、事件解释或者其他作为往往都要遭到社会普遍的质疑或嘲讽，如“被增长”、“被就业”、“被高铁”，一有年轻干部被提拔，立刻就怀疑是“官二代”；而政府对公众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关系民生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者在一些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中，如躲猫猫事件，郭美美事件，甬温线动车事故等，因处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