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问题历史反.docVIP

2012最新文档-管理系列 (word可编辑版)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问题的历史反思 “职业技术教育”虽是一个出现于近代的学术概念，其实践活动却有着悠久而漫长的历史。现存的历史文献不足以完整展现其历史原貌，这是因为：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主要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中(大量的出土文物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古代的学校教育则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其核心内容为经史之学，与之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也就无法承载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 近代以来，在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下，通过向西方学习，中国尝试建立和发展新教育，科学技术逐步登堂入室、进入现代学校体系。从旧教育向新教育的最重要转变之一，就是传统的经史之学向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倾斜，职业技术教育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时至今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与很多国家相比，还相当落后；与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存在着严重不足。那么，为什么历史那么悠久，现代国家和社会又不断强调其重要性，而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发展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我们回溯历史，在历史中寻求智慧和启迪。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教育是从劳动技术教育开始的。从有巢氏教民穴处巢居、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到伏羲氏教民渔猎、神农氏教民稼穑……这些古老的传说，讲述着远古人类的教育故事。它表明，最早的人类教育活动，都直接产生于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一种实用型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后来的伦理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孔子创办私学，其教育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不提倡甚至忽视劳动技术的教育。樊迟请学稼，请学圃，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 其后的孟子和荀子，却对劳动技术教育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2]“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农艺，勤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于乡”。[3] 其他学派学者也多有注重劳动技术教育者。墨家学团多为“工与农肆之人”，墨子批评儒家“靡财而贫民，伤生而害事”，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后期墨家中的一派，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几何学、力学、光学、声学以及制造技术等方面水平极高，贡献很大，也积累了传授的经验。《孟子·滕文公上》载有奉行“神农之言”的许行和他的门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儒家门徒陈相见到许行十分高兴，“尽弃其学而学焉”，可见农家在当时下层民众中的认同度相当高。班固认为六国诸子“道耕农事，托之神农”，著作有“神农”、“野老”等。“农家者流……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4] 将农家列入九流之一。 法家反对学习虚文，奖励耕战。“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用力者寡，则国贫”[5]，认为耕战有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在当时，专门以技艺为业的有农家、兵家、方技家等，他们重视生产、劳动等应用型的教育。由此观之，认定中国古代缺少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使得儒家经典学习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的甚至唯一内容，不仅官学强调儒家经典的正统性，私学亦是如此。通过学习走向仕途成为学校教育追求的重要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徐幹对儒者贱技艺之学的态度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专门从事技艺的“有司”当然不足贵，士君子如能兼学技艺则是可贵的。孔子也曾讲过“游于艺”，主张艺与德、智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徐幹说：“故圣人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远在乎物。艺者，所以旌智饰能，统事御群也。”[6] 指出技艺同样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还是社会事物分工的依据，徐幹重视技艺之学是对汉代传统经学教育日益空疏没落的反思。在当时，这种思想的提出和以经学为主的学校教育实践存在很大的距离，不大可能被统治者所认同。汉代的“独尊儒术”使得官方和社会公认了儒家经典的主流性，但实际上与生产、生活实际联系密切的技艺之学，仍在继续地发展。在民间，技艺之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多种传授途径与方式，如：“师徒制”、“子承父业”等代代相传、陈陈相因的实践。自此，教育彰显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学校教育成为显性教育，而技艺之学承袭的载体——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成为了隐性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作为隐性教育，技艺之学凸现出教育的特征，得到了相当地继承和发展(巧夺天工的古建筑以及美仑美奂的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一点)，并逐渐形成了带有很强的规范性的教育形式；同时暗含这种教育不大可能走向前台，“技艺为末”，在遗留下来的官方正史中很难找到显性的、系统的记载。这造成了研究职业教育的困难。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