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话语与人物生成——白朗与红高粱比较阅读.docVIP

时代话语与人物生成 ——《白朗》与《红高粱》的比较阅读 摘要 ：贾平凹的《白朗》与莫言的《红高粱》是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本文将两部小说置于其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其历史纬度和意识形态性，试图从时代主流话语、作家的个人体验、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心态等方面来探讨作品得以生成的原因；从作家对色彩的选择探寻作品的美学风格及其映照下的人物性格；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个具有原型意义的世界文学典型来比较分析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白朗与余占鳌的精神内涵与文化意义。 关键词： 历史语境； 时代话语 ；新历史主义小说 我之所以选择《红高粱》与《白朗》这两部小说文本进行比较阅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作者莫言与贾平凹是在“没有一流作家”（曹文轩语）的当代文学史上还算有分量的不可多得的作家，更因为这两部分别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小说是当代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之作。我不想单纯地来评价这两部小说的优劣好坏，借用福柯的话来说是“在不考虑话语对错是非的前提下，研究某些类型的特殊话语的规律性，话语形式以及话语形式所经历的变化。” [1](P7-8)所以，本论文既是对有着各自不同的基本内涵和政治归宿的两部小说文学叙事的分析，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分析，即作为使规律和形式得以实现的基本话语单位的陈述，其主旨是探讨它们在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与时代话语、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价值取向有什么关系？ 时代话语与个体体验 从知识分子话语来看，在八十年代的中期作家们意识到他们所表现和赞扬的种种文化遗存中的原始、落后和愚昧，实际上同他们改造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神的承诺甚至还是背道而驰的。在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悖论中，一批继起的作家便不得不放弃不堪重负的启蒙任务以及介入历史的种种关于价值判断的理性意识进入了“审美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时期。[2] 从意识形态话语方面来看，到了80年代后期，文学已经很难从意识形态推论实践中直接获取思想资源，文学也不再有能力给社会提供共同的想象关系。一方面，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告一段落，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策略足以维系民众的历史愿望。文学被悬置于政治/经济的边界，不得不退回到它自身这种转型是政治/文化/经济多边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某个历史事件起到突发性的杠杆作用。[3]（P305） 《红高粱》在一个关于“我爷爷的活法”的故事中，再度引入革命历史神话——抗日的故事。在这里，“抗日”不是像经典叙事所表述的那样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英勇奋战”的革命斗争，而是民族生命强力的自然表达。“革命历史神话”没有构成叙事的主体，而是作为一种伪装的代码被加以利用，它附属于“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作为“我爷爷”活法的补充而起到叙事转换的作用。在一系列关于生命存在的原始野性的表述中，在“野合”的狂欢和杀戮的痛快之后，“抗日”则是推向情绪和戏剧化高潮的理想环节。《红高粱》不是意识形态轴心实践的直接产物，它崇尚生命强力而抓住了时代的无意识，为这个时代提示了想象性的超越社会、超越文化、超越权力的欲望满足。所以，《红高粱》是一次终结，也是一次开始，当意识形态不再以深刻的思想和强有力的精神起作用，而仅仅以情感宣泄的形式，为社会提供暂时的奇观，它表明意识形态轴心实践已经名存实亡。 90年代文学进入了陈思和所谓的“无共鸣，无主流，无思潮”的三无时期，《白朗》就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消亡情形之下生成，它借助一个“落难英雄卷土重来”的故事模式，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了更为彻底的消解，已经看不出故事具体的发生时间，大概是清末民初的样子，也无具体的权力话语的出现，只知道白朗在与官府作着不屈争斗，在看似讲述一个土匪窝里斗的传统故事里，相反更为直接呈现民间话语和审美意识形态的同时，注入了文学对人性和人生的思考。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影响，也许在《废都》无情的揭露和嘲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丧失，和赤裸裸的呈现颓废和苟活之后，想从民间的角度“重新寻求精神之塔”[4](P75)。 陈晓明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两股并行的创作冲动，其一是面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叙事，其二是对文学史本身的形式创新叙事。前者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后者则偏向于现代主义思潮。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并非来自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简单模仿，其根本动力来自于文学内在的创新冲动，某种意义上还是现实主义深化的结果。但不断从现实主义“深化”过程中分裂出来的创新意识，不断向着现代主义倾斜。显然，两部小说都属于后一种的创作。他们出生在新的政权建立之后，经历了中国当代的几乎所有运动，同样是充满坎坷的一代，以致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作家有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自觉的从中外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但其文化的积淀与素养总是不能与五四一代乃至三、四十年代作家相比较。不过文弱的贾平凹、他拙于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