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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古代“以礼治军” 　　摘 要：“以礼治军”，是中国古代建设和治理军队的重要思想之一。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探究这一思想的渊源和深刻内涵，洞察其本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有效的借鉴和继承，才能于当今军队的“法治”和“德治”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漫话；古代；以礼治军 　　中图分类号：E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122—02 　　一、建军方向上的“仁义之师” 　　“以礼治军”思想的产生，当可追溯到周代。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以军礼同（协和）邦国”；其次是《礼记·曲礼上》说的“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奴隶制后期，面对奴隶主残酷虐杀“人奴”的社会现象，儒家提出了与之对应的“仁爱”思想。与这种思想潮流相适应，人们开始以“仁义”来解释兵戈之灾带来的社会“凶象”。这样，“兴义兵”，倡“仁义之师”的思想主张就随之出现了。由于仁、义、礼等概念含义极广，故人们在表述时往往交替使用或并用，如：“凝士以礼”、“以义治之”、“兵以仁义为本”等。人们把仁、义、礼等含义极广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作为军队建设的依据，试图把军队建设或标榜为“仁义之兵”。 　　按照这种思想原则，时人认为“仁者无敌”，“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孔子家语》说，遵循仁义原则举兵，“犹时雨之降，降至则民悦矣”。《管子》说：“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中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被侵害）也，生于不正。”军队失败的根本因素在于不义。《吕氏春秋》说得更为清楚：“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敌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愈）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就是说，义兵能救人于危亡之中，所以受到邻国、敌国人民的欢迎，不待征战就归化了，还说，“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悦）也”；“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这一思想在秦汉以后的史书上屡屡可见。东汉沮授说：“夫救乱诛暴，谓之义兵；侍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唐代萧俯说：“夫以仁讨不仁，以义讨不义，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胜术也。” 　　为了把统治阶级的“仁义道德”注入部队建设和行军作战的方方面面，历代统治者在军队建设上强调“王者之师”，在战争目的上强调“存亡继绝”，战争动员强调“吊民伐罪”，作战要求“修德兴义”，教育强调“明耻教战”，等等。凡出师征讨，要“倡仁而战，抚义而征”；战争中须“动之以仁，行之以义”；要“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义”等，即严格按照仁、义、礼行事。战争中要对将士施之以礼，妥抚百姓，善待俘虏，甚至对于敌人也要“先宣后战”等等。总之要把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宗法思想灌输于军队的一切方面，借以保证军队成为其忠实可靠的武力工具。 　　二、教育训练上的“礼以训之” 　　《吴子》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即明确主张把“礼”和“义”作为教育、训练将士的主要内容，使其明耻教化。 　　古代军队以礼为内容的教育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以军礼实施安不忘危、积极备战的战备教育。《司马法》认为：颁行军礼在于居安思危，“所以不忘战也”。其次是树立统一的是非荣辱观，从人的行为、情欲、作风等方面凝聚将士之心。《荀子》说：“凝士以礼……礼修而士服”。马融在《忠经》中对仁、义、礼的作用分别加以解释，认为仁、义在于感召和激励将士；礼在于教育和训练士众，即“仁以怀之，义以励之，礼以训之”。其三，军礼更重要的作用，是给军队以浓重的政治、伦理思想熏陶，来维护奴隶主、封建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和思想体系。所以，《左传·隐公五年》记藏僖伯的话说，治兵、振旅之礼是为了“昭文章，明贵贱，辨等级，顺少长，习威仪也”。 　　古代礼仪训练的形式因时、因地、因人各有不同，变化很大。在军政合一、军民一体的奴隶制时期，关于国家行为的军礼，《周礼》记述的主要有五种，即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礼。春秋、战国时代，“兵民合一”，其军事训练往往根据季节和生产劳动进行，且内容有所变化。《周礼·夏官司马》中明确规定了“四时教阅”之礼，包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振旅就是军队集中到都城整顿训练，学习辨别指挥信号，教给队列战术基本动作。然后，进行“■（搜的繁体）田”即田猎，作为基础动作训练和实战演习，还通过祭祀、誓民、献禽、赏罚等一系列严肃礼仪，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情感熏陶。茇舍就是到野外进行扎营训练，治兵就是出城到野外进行练兵，大阅就是阅兵大礼。此三项的内容、形式和振旅全部相同，只是田猎这一环节在中夏叫“田苗”，中秋叫“■田”，在中冬叫“狩田”。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寓教于礼的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