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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书页 乔伊斯与汉字书写图形设计 　　［摘 要］ 汉字书写和东方文学曾对詹姆斯?乔伊斯的主要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乔伊斯在都柏林时便开始接触东方历史和文化，并将东方文化知识表现在从《都柏林人》到《芬尼根的苏醒》的全部作品中。汉字书写的基本元素拓展了乔伊斯对东方的认知，影响了他的视觉文本观。乔伊斯的“东方时间”和他那源于汉字书写的现代主义视觉意识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中均有表现，同时从中国印刷史来看，其小说的空间结构也反映了汉字书写传统。汉字书写显著的垂直特征和文本评注传统与乔伊斯作品将空间、听觉和垂直融为一体的创作特性相呼应。 　　 ［关键词］ 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詹姆斯?乔伊斯； 汉字书写； 图形设计 　　“有一位名为乔伊斯的爱尔兰人，他的名号之于世界文坛与列宁之于国际政坛甚为相似，因为他也一样备受膜拜同时又饱受诘难。”这段话出自诗人徐志摩撰写的乔伊斯文评中。徐志摩曾于1921―1922年期间游学英国，而这篇文章也是中国读者关于乔伊斯的第一篇评论，出现在金堤(《尤利西斯》的第一位中文译者)晚期所翻译的徐志摩诗集序言中。与列宁的类比或许有欠共识，但的确体现了《尤利西斯》在中国早期的接受情况［1］3。该小说于1923年进入中国，当时乔伊斯曾亲自致信哈雷特?肖?韦弗，提及已有10册书送往北京 同年,乔伊斯还写信给韦弗，谈起自己与约翰?昆恩在巴黎一同用餐时，昆恩的一位朋友曾告诉乔伊斯说：“远东有一个俱乐部，在那里，中国女士们每周聚会两次讨论我的‘大师作品’。不消说，所说的俱乐部是在上海”(1923年10月23日，S.Gilbert（ed.），Letters of James Joyce： Vol.I，New York: Viking,1966，p.206)。《尤利西斯》的上下两卷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在东京问世。。 　　 然而，相较于乔伊斯在中国的接受，笔者对于乔伊斯对中国的理解更感兴趣。叶芝和庞德都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也倚重东方文化，这些我们都知之甚多。那么乔伊斯是否受到影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对东方文学艺术的赏识之情不如叶芝、庞德、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这般直白不讳，然而东方文艺的视觉特征曾在促???他的文本观和现代主义文页的图像式表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08年，罗杰?弗莱就认为中国绘画极具表现力和再现特性。两年之后，他指出东方绘画是如何“与其所装饰的表面自成一体，以景激发想象，而不是将其强加于感官印象之上”的。参见R.Fry，″The Grafton Gallery-I，″ in C.Reed(ed.)，A Roger Fry Read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88。。 　　 乔伊斯如何会了解中国呢？乔伊斯的中国教育――强调恭顺、权威和经院哲学――始于耶稣会士。他们重视教师和学生，强调教学计划和体制的统一运作，这一点与古代中国相似。耶稣会士与中国古人一样都有强制施行的学业计划，通常还有一套经文著作。耶稣会教育指引(指南)《教学纲领》一书中指出，“讲学”循序渐进，分为五个阶段，但在此之前会开展阅读、翻译、释义、诗歌修辞结构分析及学问(这能确保完成一般的文本处理)等方面的范式练习［2］72-74，乔伊斯在可隆戈维斯伍德公学和贝尔迪尔中学期间完成了这些训练。而且在中国的教学中我们还能找到另外两个耶稣会士的技巧： emulatio, 即在学生中通常被称为竞争的一种良性学术争鸣，以及repetitio, 即重复或死记硬背。 　　 耶稣会和中国教育者们一样，都反对“原创性”或思维独立性，他们认为这近似于自由思维或唯理论，因而在教育学和神学中，这种思维方式备受压抑。他们关注的是具体详尽事物的研究和学生伦理道德的发展。整体而言，“讲学”实践精确而全面地取代了揣度和想象。乔伊斯一直以来在耶稣会教育系统中如鱼得水，直到个性成熟后才背离天主教，但并未放弃耶稣会的学习方法。 　　 中国古代教育侧重通过辅助指引学生学习重要篇章著作。宋朝时，朱熹(1130―1200)对《大学》所作的章句集注以及他之前所著的《小学》――儒家经典的一个选集――被细致研读。朱熹所选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成为中国教育的初识教材，他的哲学重视逻辑性和连贯性，同时要求遵循经典权威，尤其是孔孟经典，勤勉躬行。 　　 “道学”是另一备受推崇的文献，也是在科举考试这条进入公职的必经之路中取得成功的必读篇章。科举考试始于隋朝，一直延续至1905年，对社会进步起了关键作用。考试在某些情况下会持续若干天，而最后胜出者将由皇帝亲自考核。此类考试遵循一定模式，首先是赋诗和阐释经典，这是乡试考生的第一道门槛，到了院试和殿试阶段，更多地考察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