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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陕西方言走向电视文化依据 　　摘 要：方言是特定文化的载体。陕西方言成功地走上荧屏有着深厚的文化依据：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浓郁的黄土特色、三秦儿女的乡音情结与文化认同、平实化的电视审美回归与当代大众心理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与多元视听，共同促成陕西方言电视节目的稳固地位。陕西方言电视节目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陕西方言 电视 文化认同 审美回归 多元视听 　　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382）指出：“在英国，电视来临之后，最非同寻常的发展动态之一，是地区方言的复兴。” 　　近几年，我国许多传媒机构纷纷办起了形形色色的方言类栏目。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和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媒介——电视，更是成为这一趋势愈演愈烈的主阵地。就陕西而言，有郭达、石国庆（王木犊）的小品，有方言译制片《猫和老鼠》；有以方言播报天气的《百姓报天气》，还有方言剧《百家碎戏》等全部起用地地道道的普通百姓去演绎自己身边的生活、道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进而延伸出方言综艺类节目，如《碎戏明星班》等。影视剧创作中也越来越多地加入了陕西方言的成分，如《美丽的大脚》《武林外传》《高兴》《走着瞧》等。今年吵得沸沸扬扬的《白鹿原》无疑将陕西方言又推向了一个高度。总之，陕西方言正以越来越活跃的姿态出现在荧屏上。 　　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逐步渗透并能在大众传媒中形成一定的影响，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对其发展做出展望。本文将分析陕西方言走俏于媒体的深层文化因素。 　　一、语言与文化水乳交融 　　“文化”一词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自英国泰勒第一个为“文化”做出界定后，后人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研究各抒己见，但殊途同归：文化是历史发展的最终性成果。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现代汉语词典》2005版，1204页）。语言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寄寓着深厚情感的文化载体，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在当代有着突出的地位。申小龙（1988：5）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一个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如果说普通话反映的是当代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化现象，那么方言则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只要有文化交流与传播，就有语言的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是文化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陕西方言中的特色文化 　　（一）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浓郁的黄土情结 　　陕西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炎帝和黄帝的诞生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圣地，为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和人类历史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陕西方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陕西人将“猪”念作“zhi”（之），实际就是古汉字“彘”；此外陕西话也成为方言当中与普通话最为接近的一种。在秦、汉、唐等朝代，陕西方言也是官方的普通话，直至今天，当地人仍在津津乐道诗人李白、杜甫和杨贵妃说的都是陕西话。 　　陕西地处中国西北地区，由北向南形成了以关中平原为主的三个特色自然区，共同构成了陕西文化的多元色调和博大品格。“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道出了这里厚重的黄土地气息、古朴的人文风韵和粗犷的关中风情，我们称它为特色的“黄土文化”。胡适曾在《〈海上花列传〉序》（1930）中说：“方言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外人眼中的陕西话总是那么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憨厚中带些硬汉劲。一句“嫽咋咧”就包含了“极好、很带劲、很舒服”等语义。陕派电视剧《关中匪事》在展现关中风情的同时，让“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式的秦腔秦韵风行大江南北。陕西方言本土歌舞片《高兴》中，当五富用陕西方言说，他最享受的就是能挣到钱拿回家扔给老婆说：“他妈的，狗日的，给，用去！”，虽然是骂人的话，但黄土味十足。 　　（二）三秦儿女的乡音情结与文化认同 　　许多在外打拼多年的陕西人到头来都会发出这样一句感慨：还是咱老陕话最亲切、最舒服！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三秦大地儿女的恋乡情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让我们感到了乡音的力量，这种心态是广义文化的核心。 　　文化认同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地方电视台的受众范围主要是当地观众，这个地域内的观众对本地域的文化有着一种潜在的特殊心理，而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当地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特别能够引发文化和情感的微妙共振，是当地观众认可的一种文化形式。同时，方言通过言说的方式传递着自身的文化潜质，影响着这个地域内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人们对方言电视节目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