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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命学” 　　摘 要：“命学”（命理、命相之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问，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举措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中。这种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形态的日趋西化，不论在知识分类层面，还是在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层面，传统“命学”都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西式学科的不同分支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则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 　　关键词：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命学” 　　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考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一直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考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别是在儒学第二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测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具体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测为主的“学问”。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有关命运的“学”的思考仍有一些空间，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学科的不同领域中；而“术”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近代分科体系下几无生存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使得“命学”被边缘化。由此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部分读书人生存轨迹的改变，而且关联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和与此相关的个体行为的转变。所以，研究知识转型视野下“命学”的边缘化问题，学术意义颇大。 　　一、知识转型的时代语境 　　总体而言，在古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是身心家国一体，讲求为学和为人的统一，立言、立功、立德三位一体，最高境界为立德。这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读书为学融为一体，并无明显的矛盾冲突。因此，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举措也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命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很自然的存在的。无论是作为形而上的儒、道、释各家命运学说，还是作为形而下的占卜、算卦等命运预测行为，都在读书人的生活视野中常态存在，甚至成为他们日常修养的一部分。而且“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在他们那里是协调一致的，理学家可以在探究命、运、性、情等观念的同时，在生活实践中进行着占卜、算卦等预测活动。 　　这样的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读书人在身份上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其所认同和服膺的价值标准发生变化，“命学”也就无法保持过去的那种地位，而不得不边缘化了。当然，这样的变化离不开知识转型的时代语境。 　　所谓知识转型，是指知识体系发生变化，即知识内容的更新和表现形态的改变。在中国，应指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发生变化，即向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接近和转变，其核心是学术体系的变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学术转型。一般说来，清末民初是中国的知识转型时期，其核心是中国古典学术形态向西方式的近代形态的转换，即由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之学的转换。这一转换大体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即从1898年之后到1919年前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经清末、民初两代人的努力而完成。这样，中国学术从古典形态走出，进入到近代形态，直到今天，已形成新的学术传统。 　　知识转型之所以出现，时代的剧变当然是主要因素。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尤其是外来势力的冲击，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一大变局”，曾纪泽所谓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无疑都反映了外来冲击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震动。震动之下，各方面都在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化，知识体系也不例外。在知识体系的变化中，西学成为触媒。 　　尽管在明末清初时，西学在中国就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但传播的范围和内容十分有限，未能改变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原有的知识结构。不过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西学的传播力度急剧增大，另一方面部分中国读书人开始认真审视中西两种文化，探寻西方文化的进步意义，学习西学以自强。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和戊戌变法期间，读书人对西学有了普遍性的反应，开始自觉接受和引进西学。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西学的大规模引入和被适度接纳，使得传统中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发展趋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导致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的出现。 　　所谓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是指西方近代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学术分科观念已开始为一些中国读书人所了解和接受，如郑观应在1884年所作的《考试》一文中开篇即云：“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学，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艺。武重于文，水师又重于陆路”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