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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世界幸福何以可能 　　摘要：道德作为人存在的基本维度和生活方式，是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的。生活过程的实质，其实就是使自己活得更幸福。道德与幸福只有实现统一，才能达至最完满的善，其实现需要社会至善，即造就“德”-“得”相通、善恶报应、公正合理的社会。伦理学的使命，应是确立德福一致的道德信念，提供追求社会文明合理性的价值理性和价值力量。 　　關键词：道德；幸福；至善；善恶因果律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5-0051-05 收稿日期：2012-02-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0YJC720032）；江苏省“十二五”规划项目（D/2011/01/071） 　　作者简介：黄瑞英，博士，南京邮电大学物联网产业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10046 　　道德是现实生活的内化，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關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同时，现实生活又是道德的最终根据，道德的运作必然依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人们生活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求幸福的过程。那么，道德是否、能否又如何实现生活的幸福追求呢？ 　　一、道德、幸福与生活世界的辩证關系 　　在西方，關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自苏格拉底创立这一主题起，西方伦理学便担当了为“应当如何生活”提供价值指导和价值智慧的使命。其后，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道德生活即是一种“善生活”（good life）或曰“好生活”。而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一方面以“理性为道德立法”，阐明了道德之于人类自身的目的意义：人是有理性的，理性让人选择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使人真正成为目的，获得其独特的价值尊严，道德的目的王国正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生活，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高贵价值所在。另一方面，康德又认为德行虽然是无上的善，但还不是“整个的和完满的善”，完满的善是包含着幸福要素的，因为人仅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人最终是生活在感性世界中，人作为感性存在所追求的目的是幸福。 　　康德之后，黑格尔亦是既尊重作为目的性的道德，又不否认个体幸福的合理性，他强调说：“道德意识决不能放弃幸福，决不能把幸福这个环节从它的绝对目的中排除掉。”绝对目的中一定要包涵幸福的维度。在黑格尔看来，德福一致应该是理性的一种要求，是理性的直接确定性和先决条件，更是一种信念。如果道德和幸福相对立，道德本身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理性本身也就是残缺的，不合理的。诚然，道德是出于义务和信念的行为，因而在利益冲突的背景下或多或少地以自我牺牲为前提，但是，道德行为的本性并不是自我牺牲，道德主体在主观上意识到并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时，同时有权利追求自己行为的“善”所产生的“得”或“福”。虽然这种“得”或“福”的追求，不能作为承担道德责任的动机，但在客观效果和现实利益上却体现着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权利。因此，当代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获得作为人的幸福，离不开其自身的德性。他把美德看做是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所需要的品质，即德性就是那些能使人们获得幸福的内在品质，亦是關于整体生活的善品质。 　　在中国，道德哲学所關注的“义利之辩”，其实质亦是对于道德与幸福生活關系的探讨。“利”是欲望和利益，是世俗世界的生活满足；“义”是德性和道义，是意义世界的价值追求。在世俗世界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益關注和欲望冲动现实而强大，道德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维系手段局限于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缺乏直接地参与和干预世俗生活的强制力。为了引导人的欲望，调节利益關系，实现人的生活与人类生活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即道德与生活世界的整合互动，故而需要伦理道德建构意义世界。通过意义世界的建构，实现人的生活现实的利益欲求与意义世界的价值追求的共赢。樊浩教授站在中国哲学话语的立场上把它表述为“‘德’-‘得’相通”。“德”“得”相通，建立起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關联，体现了中国伦理的价值智慧。如果进行历史的溯源，在中国伦理的源头上，“德”与“得”相通：“德者，得也。”这里，“得”有两层含义，一是“得道”；二是“得到”。前者以“道”为“得”的对象，将“道”“内得于己，外施与人”；后者的原始意义是“受民受疆土”，因为“有道”和“得道”，所以能“得于人”、“得天下”。可以说，日后中国伦理精神中的“德”都兼具“得道”和“得到”的双重意蕴。无需讳言，“得到”一意确实具有道德实用主义的色彩，但道德的文化功能，正是以“德”获“得”，正义谋利，引导人的欲望，调节利益關系，以“应然”的价值追求来建构和谐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 　　必须辨明的是，如若将“德”解释为人们获得世俗利益的手段和工具，特别是将利益尤其是个人利益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