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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官员复出失范与规制 　　〔摘要〕　问责官员的复出不仅关系问责制的实施效果，而且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应当慎之又慎。现实中，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约束，“可以”复出异化为“必然”复出、“应当”复出中的“正当”缺位及“正当”复出偏离“善”价值等失范现象，消解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滋长了暗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为此，应构建完备的官员复出实体制度，作出严格的官员复出的程序性安排，对问责官员复出进行全程监督，以规范官员复出。 　　〔关键词〕　问责官员复出，失范现象，危害，规制 　　〔中图分类号〕Ｄ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3-0108-05 　　2011年12月初媒体报道，2010年“宜黄事件” ①问责官员复出，使“官员复出”成了社会热门话题。〔1 〕 推行问责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自2003年中国启动“问责制”以来，有不少官员引咎辞职或者被问责。被问责官员能否复出，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从国外的情况看，如果被问责官员属于决策类或政务类官员，一旦被问责，复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是公众原谅并重新通过选举上台。按照惯例，被问责官员应该大部分不复出才对。然而，在中国被问责官员复出似乎成为官场“潜规则”，日益暴露出制度的软肋。当然，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问责官员，对那些负有直接责任、道德思想严重败坏的官员，应该坚决地清除出干部队伍，不能给其任何复出的机会；而对那些仅负有领导责任或连带责任被问责的官员，不能一棒子打死，在制度层面上应该允许他们有复出的机会。由此可见，能否适度抬高官员复出的门槛，进一步从制度上对官员复出进行规范，成为问责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问责官员复出中的失范现象 　　政治活动的核心是如何产生官员，官员复出作为一种修复机制，本应承载着政治活动的理性之光。〔2 〕 被问责官员再受任命，不仅事关问责制的实施效果，而且关涉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应当更加慎重，不仅要根据被问责官员的所问事由区别对待，还要对其进行严格的追踪考察，并让公众能够参与考察。这有利于公民对问责官员的认可，从而积极地配合其复出以后的工作，以便其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现实中，由于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官员复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一）惯例复出：“可以”复出异化为“必然”复出。从现实来看，“下马”官员复出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不能复出，问题在于复出是否为“必然”。有些官员的复出只是钻了党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空子，把“可以”复出异化为“必然”复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对受行政处分官员的解除程序作出了如下规定：受处分人的处分期限满了，要由监察机关及时解除处分，对本人没有影响，今后的晋升、晋级不再受处分的影响。处分期限满仍可合法的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同时还规定：“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一般而言，对于频繁复出而又频繁落马的官员来说，应该设立永久性禁止其担任官员职务的规定。然而，中央关于“一年禁用”的强制性规定，到了一些地方却成了“一年之后即用”的普遍做法。这种变通虽然未必符合《暂行规定》的政策意图，但为问责官员复出作了理论上的辅垫。“可以复出”毕竟不是“应该复出”，更不是“必然复出”。可实际运作中，由于其政策弹性空间大，且涉及复出的程序少，期满复出似乎早被预先设定，致使现实中正当复出与不正当复出鱼龙混杂，以致社会戏称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 　　（二）秘密复出：“应当”复出中的“正当”缺位。与公开、高调、严厉的“问责”相对应，“复出”往往是神秘、低调与从宽的。秘密复出就是指被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即绝大多数的被问责官员都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神秘、悄然复出，既没有任职前的公示，也没有任职后的告示，往往是在其就职一段时间后经“网络纪检员”曝光后才发现他们“复出行踪”的。这种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复出引发了社会公众对问责制的权威性、领导干部任用的公开性和被问责官员复出合法性的质疑。被问责官员复出的信息不公开，其复出的原因、理由和程序，公众皆一无所知，复出过程具有浓厚的暗箱操作色彩。 　　官员复出本来就不是国家机密，也不是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理当公开透明。问题官员是否获得重新任命，民意考量不应被省略，复出过程也应置于群众监督之中。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秘密复出”致使一些本来 “合理” 复出的官员，由于缺乏程序上的合法性，缺乏公开、透明，因而无法消除“复出”是否正当的质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