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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消费思想近代性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 谭嗣同的消费思想一反中国传统“黜奢崇俭”的主流消费观，旗帜鲜明的主张“崇奢黜俭”，并将奢俭的范畴由消费领域引向生产领域，阐明崇奢黜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其用意即在为近代新式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定建构新的理论。这一思想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具有强烈的近代性。其论证有破有立，大胆而新异，反映了作为维新志士的谭嗣同整体思想的锋锐与光芒。研究和探讨谭嗣同的消费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经济的健康顺利地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谭嗣同；奢俭；消费思想；近代性；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B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4-0052-04 　　自鸦片战争开始，在遭遇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历史境遇下，中国产生了发展新的工商业、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经济的内涵和本质都发生转变的时代要求，这一要求就是中国经济近代性的体现。在传统社会中，消费思想的主导观点是“崇俭黜奢”，但是到近代，这一消费思想已与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相违背，因而受到经济界与新的知识阶层的批判。各种具有近代色彩的消费经济理论纷纷出现，其中谭嗣同的“崇奢黜俭”之论颇具代表性。本文试图就谭嗣同消费思想的近代性及其现实意义进行探讨。 　　一、 谭嗣同“崇奢黜俭”消费思想产生的历史境遇和时代使命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力的水平低下，社会物质财富的供给与人们的消费需求之间总是呈现为一种“短缺经济”状态。这种客观的经济状态，决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总是把“崇俭黜奢”作为基本的消费取向。但是，这种消费观并不是立足于生产发展来看待消费问题的，提倡“俭”并非是为了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而往往只是一种应对供给不足的被动选择。有时还把新技术的应用和新生产门类的出现视为“奢”，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谭嗣同“崇奢黜俭”消费思想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逐严重。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是，顽固派却还梦想继续维持旧有的政治经济秩序，维护自身的集团利益。他们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计穷技拙，却反对一切改革要求。在经济领域，他们大力鼓吹、宣扬“崇俭黜奢”论，利用这一传统经济思想教条作为反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武器。但他们的“崇俭黜奢”论，强调的主要不是个人消费方面，而是生产消费方面。在当时具体的时代环境之中，“崇俭”实际上就是要就是坚持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黜奢”就是反对从西方引进新式工业和新的生产技术，反对向新式工业投资。 　　针对顽固派的“崇俭黜奢”论，谭嗣同明确地提出了“崇奢黜俭”论。谭嗣同所谓的“崇奢”，主要不是指向个人消费方面的奢侈挥霍，而是主张把财富投入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生产消费方面“崇奢”。“黜俭”则是反对富人囤积、闲置财富，主张让财富充分流转，发挥其应有的社会经济功能，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因此，谭嗣同“崇奢黜俭”论的目的即在于以“崇奢”来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以收富国富民之效；以“黜俭”来反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谭嗣同认为，只有在维新变法中推行他的“崇奢黜俭”消费思想，“凡利必兴，凡害必除”，才能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挽回国家利权，解救民族危机，才能求得国家民族的“自立”[1]。显然，谭嗣同“崇奢黜俭”消费思想被赋予了重大的时代使命。 　　二、 谭嗣同“崇奢黜俭”消费思想的近代性 　　谭嗣同“崇奢黜俭”消费观的内涵有“破”与“立”两个方面。他对“奢”“俭”问题独具特色的阐述，体现出鲜明的近代性。 　　第一、“破”的方面，通过辨正“奢俭”名实以“黜俭”。 　　“奢”和“俭”总是相对于一定的标准而言的。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奢”和“俭”的认定有着不同的标准。封建统治集团的“崇俭黜奢”论，其实质是尽量压低下层民众的生活消费需求，以体现社会政治等级的差异。“生活水准的差异经常都被当作政治或社会差距所必需的标示来加以辩护”[2]。这句话足以揭示奢俭问题的实质。谭嗣同也正是立足此点来辨正“奢俭”名实以“黜俭”的。 　　（一）奢俭的划分具有相对性，但是这种相对性表现的是贫富分化与对立的社会现实。“且夫俭之与奢也，吾又不知果何所据而得其比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曰某为奢、某为俭也。今日使用千金，俗所谓奢矣，然而有倍蓰者焉，有什佰千万者焉。奢至于极，莫如佛。”[3] “今日使用百钱，俗所谓俭矣，然而流氓乞丐，有日用数钱焉，有掘草根、屑树皮，苟食以待尽，而不名一钱者焉。俭至于极，莫如禽兽。”[4]这种贫富奢俭的分别和对立是相当鲜明的。 　　（二）奢俭的分别是受统治集团意志所支配的，具有鲜明的的等级性。封建统治集团鼓吹黜奢崇俭，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他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