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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儒道传统文化与公民信仰建构 　　摘要：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道传统文化在21世纪的出路就是把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落实到中国的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层面，即把儒道互补的思想文化价值信仰资源与建构公民社会之公民信仰相结合。信仰的指向是文化与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儒道互补而推衍出“天道”、“和谐自然”、“公正”三个概念，是儒道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三个理念对于中国在21世纪构建公民社会中，培塑公民信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道互补；传统文化；当代出路；公民信仰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079-06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世界背景下的一种文化形态，或者叫文化表达。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要使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能够建构，迫切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及其价值内容作全面的分析与扬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继承？毛泽东早已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1]。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有学者评论道：“如果说，在毛泽东提出这一思想时着重解决的是要不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问题；那么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今天则着重解决的是如何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问题。”[2]本文试图从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与公民信仰的结合来讨论如何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我国文化传统问题。 　　一、儒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学界一般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儒释道三家。本文只对儒道两家早期思想进行探究如何继承，而不考虑佛家思想。尽管魏晋以下，儒释道成为三大主流学说，互相渗透、相互推动，影响中国文化的全局，然而这一观点无法说明先秦和两汉的思想史，不能贯穿文化历史全程。如萧功秦先生认为，“虽然，东汉以后，由于佛教的传入，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些新的机???，但那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调和内部规范早已基本定型和成熟了”[3]。另外，早期佛教以出世的山林修炼文化为特征，传入中国后的佛教，成为皇权的附庸，几乎没有独立地存在，佛教的精深义理流入知识界，在世俗社会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变种的则大行其道。笔者认为唯有儒道互补这一观点才能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行进脉络。 　　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推崇，是欲借助传统文化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以提供医治现代病的药方。恰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论的文化“悖论”（paradox），即“文化既是秩序的工具也是失序的动因；既是一个过时的因素也是一个永恒的因素……文化的自我保存不在于模式，而在于修正、变动或以其他模式取代它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依然是可行和有效的”[4]。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一种具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的治疗现代病的良方，或者重构传统与现代来提升所谓中国文化“软实力”来抵御西方文化入侵，在学术界，其代表性的主张如“儒学第三期”、“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有学者称之为‘奇思妙想的复古主义’[5]）”、“儒教国家化”、“新仁学”即“仁爱通和之学”、“儒教之公民宗教”，等等。诸位贤达之主张，皆先入为主地认为儒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或代表，光大传统就是发扬普及儒学，这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结合国情、世情来弘扬、传承传统文化都有失偏颇。同时，当今文化上的儒学复古、儒学政治化倾向似乎也有“复魅”之嫌。正如杜维明先生本人所忠告的“彻底儒家化社会是最残忍的，绝对比纯粹的法家社会更加残忍。另外彻底儒家化的政治领导，他所要求的不仅是政治权力，还有意识形态、道德力量。即所谓的造神运动，从而把相对的变成绝对的”[6]。杜先生的忠告值得我们每个文化研究者深思。 　　笔者以为，当下的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扩张渗透，社会变成市场的社会，同时核心价值体系与信仰等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与矮化，这种状况导致各种群体与个体间的信任、信赖、和信心的危机，直接影响到价值信仰迷失、伦理规则失范、阶层群体碎裂化等负面状况的出现，于是所谓的“国学热”、“文化复古趋向”等思潮大行其道，方兴未艾。但单凭抱着儒学的文化价值传统这个药方治疗不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顽疴疾症。儒学失去了封建制度的支持（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宗法制与小农经济的土壤，儒学从文化主流跌落尘埃，步入困境。今天儒学的困境犹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了”[7]。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儒学总与伪善主义联系在一起，典型的表述就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种“言与行的二元人格分裂”，在李德顺先生看来，原因之一就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包含着某种隐性的缺陷。诚如赵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