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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后理性审计突围 　　风暴之后，审计必将回归理性。 　　审计本身如何保持锐度？这是监督力的问题；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否及时有效地处理？这是执行力的问题。若不能从深层角度去剖析审计面临的疲态与尴尬，那么一切思考都必然流于表面。 　　在未来30年，要使“审计风暴”具有可持续性和回归理性，就需要走向法治。正如李金华所言，“制度没有十全十美”，但如何逐步突围？记者专访了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杨肃昌教授。 　　审计瓶颈：“只体检不治病”？ 　　记者：说到“审计”，民众立刻会想到另一个词，就是“风暴”。而如今“审计风暴”好像有点呈现疲态了？ 　　杨肃昌（下称“杨”）：许多人对“审计风暴”一词的认识始于2003年，实际上“审计风暴”爆发在1999年。李金华第一次受国务院委托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审计工作报告。委员们对报告揭露的问题使用了“触目惊心”、“难以置信”、“胆大妄为”的字眼，并给予了很高评价。 　　相比当初的轰动，如今审计报告呈现“疲态”，除了公开效应常态化后的舆论正常回落外，其本身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一些部门年年上榜，加深了社会质疑；碰硬的内容减少，而政策操作的规范性、程序性问题成为审计问题的主流；一些领导干部的决策失误无法评估，审计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记者：实际上，审计的“疲态”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审计“只体检不治病”的质疑，您对此如何看？ 　　杨：其实，和早期的审计工作相比，当前审计环境相比以前已有大的改进，被审单位对审计的认同、理解和配合程度已大大提高，较少出现“抗审”、抵赖的情况了。 　　但它另一个危险就是这种制度可能会流于另一种平衡，即做好表面功夫，执行上仍自有一套。我们发现，往往是对政府有利的建议、结论，甚至是对某些决策者有利的建议、结论得到支持以及很快的协调处理，反之，则另然。回避矛盾和问题，这是一种“讳疾忌医”。 　　然而，审计本身只有“仪器”的功能，对于审计工作者来说，审计的检查权和处理权相当有限，因此需要把问题提交给人大、纪检、司法机关，与后???合作。如果一些苗头问题得不到及时重视，出了大的问题又来介入，这相当于浪费了监督资源。 　　记者：通过了解，社会有人对审计的“体检报告”本身也产生了某种质疑，认为其避重就轻，您怎么看？ 　　杨：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是因为预算执行中存在的许多诸如随意变更、挪用、侵占预算资金等问题都是与同级政府领导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系，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和部门担心揭露问题过多难以承担责任或影响政绩。因此，可以说一些地方的审计工作报告的撰写和形成，实际上是有关各方不断协调、平衡、妥协的博弈过程。审计工作报告披露出来的问题往往是所存在的问题或审计出的问题的一部分，甚至是极小一部分。这一问题是越到基层越严重。 　　尴尬的监督：地方无审计？ 　　记者：地方审计报告的影响明显要微小许多，它受当地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它在监督上的力量现在看来似乎难以保证？ 　　杨：按宪法规定，政府“一把手”主抓审计工作，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一把手”并没有这么做。在具体操作上，一般由政府常务副职负责，这在全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审计工作不是由“一把手”主管，那么有可能出现审计和财政工作由同一位领导分管的局面。这样的话，会造成审计关系的不顺；而如果财政工作是由“一把手”主管（在地方政府中常常如此），审计工作由“二把手”主管，那么审计机关则更难去监督财政工作，审计监督的效力和意义可能会更低下。实际上，“内部审计”下审计工作在领导权上的安排常常是矛盾的。 　　记者：目前地方审计是由上级审计机关与本级政府“双重领导”体制，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为了强化监督吗？ 　　杨：是的，但即使是“双重领导体制”，当前仍出现了一种失去平衡的倾向，就是“双重”领导体制已越来越演变成为以当地政府领导为主的“单一”领导体制。 　　新《审计法》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应当事先征求上一级审计机关的意见。很明显，如此规定恰恰说明当前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新的规定旨在完善地方审计机关“双重”领导体制，保障审计独立性，同时保证审计人员具备与其从事的审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但这些规定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从文字上看，“应当”不是“必须”，“征求上一级审计机关的意见”不是“经上一级审计机关同意”。这样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政府及审计机关的影响实际上越来越小。 　　记者：与其他监督机构相比，审计是否仍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地位？ 　　杨：即使从行政权角度看，审计监督权是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权力，它在监督政府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时并不是处于独立的、强势的地位，“平级”甚至“低级”地位有时很难保证其依法独立审计，审计的权威性很难得到体制性或制度性保障。 　　在我国现行各种监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