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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体育活动中侵权责任分析 　　[摘 要]随着国民健身意识的普遍提高和国内体育设施建设的日益完善，业余体育运动中的人身损害有了普遍化的趋势，从而为业余体育活动中的侵权归责研究提供了时效性意义。我国相关法律对相关问题做出了一些规定，但在我国司法实务以及民事理论中仍然存在现实争议。本文以我国侵权责任法和基本侵权法理论为依据，从业余体育活动的本体特点出发，运用实证分析以及演绎的方法对自然人参加业余体育运动中发生的运动伤害所引起的具体侵权归责问题进行讨论，并就引用风险自甘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议。 　　[关键词]业余体育活动 侵权责任 责任分派 过错责任 风险自甘 公平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下称《侵权责任法》）已于2010年7月1日起实行，但国内民法理论界仍未对侵权法的基本归责原则形成通说，即对《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中规定的公平责任的地位以及其具体适用仍存在争议。针对业余体育活动中侵权行为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问题，依据现行法仍然无法做出明确处理。因此，在当前明确业余体育活动中侵权行为的具体归责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一、对业余体育活动中侵权行为的界定 　　所谓业余体育活动中的侵权行为，是指发生在以健身、娱乐为目的的业余体育活动中的以人身损害为主的侵权行为。其区别于专业体育侵权，后者由特别法或内部惯例调整，且一般有商业保险参与责任分派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从便于本文论述的角度划分，业余体育活动中的侵权行为具有多发性、处理方式与结果 的多样性、主体的地位平等性与可互换性等特点。其中主体的地位平等性与可互换性也不仅意味着法律地位上的平等，而且没有对主体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做出必然要求，从而区别于类型化侵权中的高度危险作业责任、医疗责任等。所谓互换性，即指其主体在同性质的侵权中会频繁的互换位置，此时此行为中的加害方成为彼时彼类活动中的受害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特征对其责任归属有较大影响，下文中有详细说明。 　　二、对风险自甘制度的认识以及业余体育活动中侵权行为的归责分析 　　（1）对风险自甘制度的认识 　　所谓风险自甘制度，如普通法系法谚所云，“在一项体育运动中，如果危险的存在是合理而且显而易见的，那么参加这项运动的人就被认为是接受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和危险可能带来的后果，像是跨栏运动可能被对方设置的障碍绊倒或是观众可能被飞来的球打伤一样” 。从而可以得出：原告对其所参加的活动具有一定的风险预期，而被告的行为又属于体育运动中所能容忍的行为，故被告基于此而产生了实体法上的抗辩权。业余体育活动中的侵权，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对于它的理解分析，同样可以从侵权责任法立法中的一般利益衡量处讨论，所谓侵权法中的一般利益衡量指受害人一方的权益与可能加害人一方的行为自由之间的矛盾处理。如上文所述，在一般侵权中，各主体具有可互换性，因而若在受害方已有风险预期的情况下仍然规定了加害方的责任反而会增加社会不必要的成本，在多发的体育侵权中则显得尤为突出，可互换的主体在体育运动中的责任便不必要的扩大化了，这种责任归属制度最终必然是不利于体育运动的推广，并有违立法者的初衷。将公平责任适用于该种或类似的一般侵权中是不明智的，它只会引起行为人对法律的规避，相反，如若采用过错责任并引用风险自甘的制度，则可解决上述流弊。 　　（2）从现行法角度上对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责任分析 　　《侵权责任法》于第二章之首列明了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依照传统侵权法理论，可得出我国的侵权法采用二元归责原则，即采纳了张新宝教授的观点，但同时又在第二十四条中做了公平责任适用的相关规定，即“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而并未将其列为归责原则，自此不难看出在立法研讨过程中的学说论争和最终妥协；然而笔者认为，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应视为立法技术上的兜底条款问题，即是防止类型化侵权无法穷尽列举和日新月异的新的侵权类型的出现，但适用过错责任亦不妥当的两难局面，而不应草率认为是对二元论的单纯打破。这在第二十四条的用语上亦可看出：第二十四条出现在归责原则项之下；再者，它也没有归责原则项中语言的精确性，而在表述中援用了授权性的“可以”，可见在立法设计上其适用的酌定性和慎用性。 　　由此，从实证主义角度上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即在新的侵权法规范颁布实施后，二元归责原则要求在实务中对公平责任的适用应呈审慎态度，对于案例中所示的情况则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应适用案例中中院的判决。第二十四条规定存在应当视为一种兜底条款，并具有极强的过渡性立法的特征。毕竟在2010前的司法活动中，各基层法院习惯了从《民法通则》或《民通意见》上直接抛出公平责任来解决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分派。但《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后，体育侵权不属于类型化侵权部分，故应当适用一般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