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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普通教育改革 　　摘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为近代教育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为适应和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变，对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普通教育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并且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普通教育;改革 　　蔡元培先生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到：“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指出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普通教育改革与封建专制时期的教育之间的区别。现今，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普通教育改革研究还比较少，本人想通过对普通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宗旨的转变、教育内容的转变三方面来阐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普通教育改革对近代教育的深远影响。 　　一、普通教育制度近代化的探索与曙光 　　20世纪初清朝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以科举为中心的封建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希望缓和日益加深的政治矛盾与危机。 　　第一、1902年，清政府公布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一系列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因1902年为中国的农历壬寅年，故又称“壬寅学制”。第一次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从纵、横两方面进行系统而完备的规范。纵向：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从蒙学开始到大学毕业共需20年。横向：主要是各级学科的实业学堂。每一级别都有相对应的实业教育学堂。“壬寅学制”虽然公布，但并未实施。只能作为思想上进步的沉淀，并未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第二、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将大学章程、各级学堂章程进行切实商定，拟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等，通称为《奏定学堂章程》，并奏准由管学大臣通行，各省一体遵照开办。该章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即阴历即癸卯年得以施行，故又称“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比“壬寅学制”更加完善，对各级教育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尤其重视各级实业学堂，培养各种实用人才，以改变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癸卯学制”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做出了具体规定，也为中国传统教育走向近代教育做了充足的准备。 　　第三、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正式废除，并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掌管全国教育事务的中央机构——学部。 　　清末的“新政”，仅在教育体制改革上卓有成效，为新式的近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适应近代形势发展，在教育上安排了所需的实业科目。但仍以经世致用为主，表面上拆掉科举的框架，松绑了士族的思想束缚，可是不谈教育的独立、民主。改革后的教育仍是封建主义教育，清末一系列的学制不是崭新的体制，它只是一个拥有着封建主义教育灵魂，近代实业教育身躯的过渡，它不能符合近代民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一步要求。 　　教育不是政治，但是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离不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积极政策的支持。戊戌维新运动所提倡的教育改革没有跨越传统教育的羁绊；虽然开始重视实学，但根除不了重人伦轻自然的传统意识；虽然废除了科举教育制度，但是还没有挣脱传统精英教育的旧枷锁。 　　第四、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曲折的。符合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改革普通教育的指导思想确立，是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所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1911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辛亥革命。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覆灭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诞生。这使一切依附于专制政体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失去了“寄主”。西方近代思想的更深层次的引入，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普通教育办学宗旨的进步 　　 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又发表《对于新教育的意见》一文,蔡元培权衡中国古代和世界各国教育体制的利弊，提出新时代的教育应注重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和美育主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蔡元培的“五育”方针，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自由发展和健全人格的需要，它否定了以培养科名仕宦之才的精英主义封建教育，提出了向造就知识型、素质型人才的义务教育体制转变的要求，为中国的近代化教育在民国的实施指明了方向并为中国初步建立了新式的、与共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 　　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产生以来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二个教育宗旨。它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为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在 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还会出现反复，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