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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外交上若干政治文明体现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分裂的时期，但它比之于晚清政府仍有一定的进步，外交上的进步就是其体现之一。由于外交史与培养爱国精神密切相关，因而深受政治影响，加之外交档案开放的限制，就阻碍了对北洋政府时期外交的进一步研究。[1] 　　回顾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外交情况，大致有以下几个大的外交事件：1.不承认1913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国背着中国政府划定的中印边界线。2.不承认沙俄策划的外蒙古独立，并且应国民要求，出兵收回了内蒙古全境。3.关于“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外交。4.“府院之争”关于中国参战问题，中日中美外交。5..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但又是弱国的外交策略（最终没在和约上签字）6.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瓦解，关于山东问题收回了日本在华的部分权益。7.五卅运动后的修约外交。8.广东国民政府北伐时期收复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同英国的外交等等。 　　在上述外交事例中，不乏有表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政治文明进步的事例。其中以巴黎和会更引人注目，因为这场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世界为之震惊，甚至成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所以本文拟以巴黎和会为例来说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些体现。 　　一、巴黎和会之前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准备活动 　　众所周知，中国参加了一战，站在协约国一方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在战时虽未出兵，但却派出了数十万劳工等，为大战协约国一方的胜利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并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是理所当然的。 　　早在巴黎和会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发表了其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倡言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一律享有平等权利，并且强调成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等。对此，中国的许多人是非常看好的。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去收回应得的主权。就连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都说“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2]p(151) 这充分展示了自清末以来中国人民的觉醒，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思想的一大进步，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群体强烈的??家和主权意识。这可以说是当时国民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 　　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对巴黎和会是相当重视的，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派出了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及后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等为和会代表。国内，政府设立的外交委员会等机构与非官方的“国民外交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表现异常活跃，既为政府出谋划策，又显示了国民群体的外交意识。中国代表团提出收回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取消“二十一条”和外国人在华一切权利，取消战败国在华一切政治经济特权等等，虽然过于宏大和天真，但这也显然体现出中国外交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它所展示的是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外交，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单就这一点来说就表明它相对于清政府成熟进步了很多，［3］ 凸显了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 　　二、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和政治文明的显现 　　巴黎和会是一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大国操纵了会议的主导权，弱小国家却被排斥在外，尽管他们有正义的呼声和请求，但实际的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但中国的外交人员和国内人民任然慷慨陈词，为国家主权奔走呼号。著名外交人员为了国家利益，利用西方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展开务实的外交，力求最大限度的收回主权。虽然最终外交失败，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关于山东问题是和会上的重要议题之一。一战期间日本出兵山东并接替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战后力求以合法化形式据为己有，这当然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顾维钧在会场上发言，他驳斥日本方面关于中日关于山东问题已有成约说法，义正言辞指出“所谓《中日关于山东省条约》及换文系有‘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之下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纵使该约有效自中国对德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该约已不能执行；再则，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它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4]p(264-267)顾维钧还在会上指出了山东的重要地位，甚至比作为耶路撒冷，争取西方的同情。［5］p(154-155) 其发言为中国收回山东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并引起强烈反响。而后，由于日本故意拖延，代表团不等日方答复，就将中日间的密约送交和会，冲破种种阻力将中日密约公布于世。这样在道理上中国始终占据上风，并且获得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北洋政府外交团人员熟练运用外交流程，并不时采取适宜的外交策略，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会上，中国代表团还提出了有关废除外国在华的特权，讨论铁路、租借地、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结束德奥在华一切权利等等问题。虽然这些主张当时没能实现，但它却促进了日后北洋政府乃至国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