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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金融协调发展引领者 　　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至今，整体实力不断发展壮大，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支持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金融发展中的城乡二元性问题一直未被妥善解决，最近几年反有愈加严重之势。长期以来，虽然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一直非常多，但至今仍无破解农村金融服务难题的有效方法和实践成果，农村金融改革陷入“吆喝花样多，真知灼见少”的窘境。此外，城市地区的民间金融发展问题也有反弹，城市地区的金融服务资源亦急需实现引导和疏流，否则单一地区金融体系问题将通过货币传导等路径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城乡金融二元性的典型体现，其解决之根本在于从战略认识高度，探索城乡金融服务资源衔接、合流、共生的路径和机制，打通城乡金融联通障碍，努力推进建立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的城乡金融协调发展。 　　虽然城乡金融协调发展之路困难坎坷，但在人杰地灵的赣鄱之地，有一位优秀的学者型银行家，在他的引领和推动下，当地城乡金融服务资源流通顺畅，城乡金融服务互助互利，城乡金融协调发展势头喜人。他引领下的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的建设与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农村金融改革的创新蓝图；他领航下的农商行作为农村金融机构，在城区牢牢占据着最大的市场份额，扭转了传统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信社”）对农村金融资源“抽水机”的不利影响，真正实现了城市金融资源对“三农”发展的支持；他力主推动的农商行在治理、风控、业务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不断取得硕果，并屡屡成为全省农信社系统的标杆典范而被广泛推广；他谋划的农商行业务发展中，中间业务种类和收入占比增长迅速，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用于产品和系统研发。他就是江西新余农商银行董事长——刘智武。 　　“城信社也要纳进来” 　　基于我国城乡金融发展二元性的现实，我国的金融改革尤其是银行业改革也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在城市地区，调整和改革城市信用合作社（“城信社”）股权治理结构，按照现代银行业建立和发展要求，将城信社逐渐转变为城市商业银行（“城商行”）；在农村地区，对金融机构的调整和改革更为复杂，经过多年摸索，国内逐渐形成了“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路径，但2010年银监会停止了农村合作银行的审批，要求符合条件的农信社和农村合作银行直接改制为农商行。因此，组建农商行成为农村地区金融业机构调整和改革的主要方向。在这种发展思路下，“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组建被习惯性地区分开来：城信社只能改制成为城商行，农信社也只有改制为农商行一条路，二者“井水不犯河水”。 　　这种习惯性的“隔离”，无疑人为地加剧了城乡金融二元分化，不利于城市金融服务资源流向农村。这种格局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普遍存在，但唯独在新余是个特例。新余农村商业银行于2011年12月28日获批开业，其前身是成立于2006年10月16日的新余农村合作银行，该行也是全国第一家设区市的农村合作银行。截至目前，新余农村商业银行各项存款余额13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8亿元，存贷款余额及市场份额位居新余市银行业第一位，是新余市营业网点最多、客户资源最广、业务规模最大、社会贡献最大的银行金融机构。在新余农村合作银行筹建之时，作为筹备小组组长、时任人民银行新余市中心支行副行长的刘智武，从对我国金融改革问题的长期潜心研究心得出发，认为需要建立“城乡金融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战略性地提出在新余地区银行业改革中——“统筹全局，一步到位”。他坚持高起点的改革出发点，一方面，除统筹改制新余地区农信社以外，将城信社也纳入其中，打破城信社与农信社不能统一改制的“惯例”；另一方面，在改制中牢牢把握公司治理核心，组建一级法人银行业机构，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设区市农村合作银行。 　　关于为何打破常规，将城信社也纳入改制中来，刘智武解释道：“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银行业自身体制、产品和机构等方面的改革和设置，都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始终把握住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定位。”刘智武进一步指出，江西新余作为一座年轻的工业城市，经济发展特点是第二产业发达突出，而农业占比较小，仅占到全市GDP的5%左右，在这种经济运行特点下，虽然落脚点是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但必须从当地实体经济运行特点出发，将城信社也纳入进来。“当初纳入城信社的方案是全国首创，在银监会报批时也没有先例可循，但正是银监会的肯定和支持，才有了新余农村合作银行的成立，也才有了新余农商银行的今天”，刘智武至今仍对当初来自新余市、江西省和银监会的支持，颇多感慨。 　　城信社的纳入并没有改变刘智武致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根本出发点和决心。在农合银行组建过程中，新余地区原有的30多家农信社机构网点全部保留，对城信社则统筹协调，在原有80多家机构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