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伦理中“幸福”.docVIP

大众伦理中“幸福” 　　2011年9月，全国开学的主题是“守望幸福”，中小学生共上幸福课，纷纷在学校里谈幸福体会。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前期，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走基层的记者们分赴各地采访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在内的几千名各行各业的人员，向他们询问“你幸福吗？” 　　“幸福”随即也成为媒体的热门词汇。向普通人敞开“幸福大家谈”和“幸福随便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虽然哲学家、伦理学家经常讨论幸福问题，但幸福一直就是一个似乎大家都有话可说的大众伦理话题。 　　“幸福”为何成为大众伦理 　　18世纪-19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幸福观，他对幸福和快乐的关注全面地影响了好几代普通民众，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大众伦理。 　　这首先是因为功利主义本身相当简朴而易于理解，说的是大多数人都自以为已经懂得的道理。功利主义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幸福，而幸福是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的。每个人都想要快乐和幸福，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出发，功利主义思想家推导出一整套关于“好”的、可以用“幸福”来表述的道德理念。如边沁所说，“功利，或者说最大幸福原则，认为行为的正确性与其增进的幸福成正比，错误性则与其增进的幸福反面成正比。幸福意味着快乐与没有痛苦；不幸福则意味着痛苦与缺乏快乐。” 　　功利主义能成为一种大众伦理，第二个原因是它给人以“科学性”的印象，让人们觉得幸福具有可度量的确实性和精确性。边沁提出，幸福和它的反面痛苦在其主要方面都是可以核定的：强度、持久度、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是否由某种行为或政策所产生）、近或远、产生（是否有可能造成其他快乐或痛苦）、纯粹性（快乐不会引起痛苦，痛苦不会引起快乐）、范围（可能影响到多少他人）等。 　　功利主义出现在一个人们向往科学，对科学抱有一种几乎是无条件信任的时代。在功利主义之前，伦理学往往把“善”归因为上帝的诫命、人的理智推导、人性的实现或是服从某种绝对道德命令等，而这些给人带来的却常常??关于什么是诫命、理智、人性或道德命令等的疑惑。只有功利主义似乎可以用一种人人都能懂的标准来测量每一种行为或政策。这个标准便是，一种行为或政策是否能让人觉得快乐。 　　在边沁那里，功利主义的伦理思考是与18世纪-19世纪英国的许多现实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是为当时的社会改革实践提供哲学和伦理支持。这是它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又一个原因。怀特（Nicholas White）在《幸福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Happiness）中指出，幸福哲学，也就是量化享乐主义（quantitative hedonism）“不仅将伦理与科学结合起来，而且还将伦理与我们今天所泛称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结合了起来”，“主张量化享乐主义，为的是用测定不同政策所能产生的快乐的不同的量来解决一直存在争议的伦理问题”。用科学方法来为快乐或幸福计量，并以此来为解决社会问题制定政策，可以让广大国民对政策的正当性、透明度、民主价值和公益性质口服心服。 　　因此，功利主义思想家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怀抱社会改革之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怀特所说，“他们都希望，也都相信，（功利主义的幸福学说）可以让他们影响社会朝好的方向发展，那就是，增加幸福的量”。边沁是一个社会改革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如《政府片论》（1776）、《为高利贷一辩》（1787）、《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1789）、《争取宪法》（1803）、《议会改革问答》（1809）。边沁不仅写下这些著作，他还亲身介入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辩论，一直是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 　　作为“本质之善”的幸福 　　把快乐确定为最终的善，把痛苦确定为最终的恶，这样的哲学观使得普通民众觉得明白、实在、亲切而可以接受，其中还包含着一种他们能够理解并接受的“本质之善”（intrinsic good）的观念。什么是“本质之善”呢？为了评估一个行为或政策，我们需要分辨什么结果是好的（善），什么结果是坏的（恶）。这里的善和恶不应该是个人的好恶印象，而应该具有公共标准。善和恶都可以分为“工具性”和“本质性”两种。工具性的善只是手段，例如，刷牙这种行为是一种工具性的善，刷牙有利于清除牙垢，清除牙垢有利于避免牙疼，那么避免牙疼又是为什么呢？人们一般不问这个问题，因为“不牙疼”不需要再对什么“有利”，避免痛苦本身就是最终的利、好、善。这就是功利主义所认为的“不痛苦就是本质之善”，而痛苦就是“本质之恶”。 　　功利主义者的行为规则以一些关于人性的假定为基础（与霍布斯和洛克所持观点类似）。他们认为，所有人的本性都是相当一致的，他们都在进行着理性的计算。理性的个人首先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