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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们“五月花契约” 　　“中国经济到今天，必须改变传统‘三高一低’发展模式！” 　　“什么是绿色经济？”“标准为何？”“搞绿色经济是否一定赔钱？” 　　11月的北京，几百名企业家聚在一起，围绕这些绿色话题激烈争吵。他们在国内首次集体发声：倡议更多企业家加盟绿色经济对话，共同缔结绿色契约，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这一次，他们不是在遥远的哥本哈根，却比两年前的《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走得更远。 　　北京。入冬以来一个阴冷、萧瑟的下午。 　　在亚运村附近一栋毫不起眼的平房会所里，近300名企业家聚集于此。会场外冷风刺骨、行人寥寥，这里却人头攒挤。“See Green Future——中国企业绿色契约对话”，这正是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参与张罗的活动现场。 　　80多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满头银发。作为SEE基金会理事长，他仍然不遗余力。“当前中国生态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扼止。我们的大气、土地和水等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已处于危急之中，而治理环境问题最根本的方式，则是主动改变经济的增长模式，使污染降到自然可降解的程度。” 　　台下，是从地产、建筑到汽车制造、家电、新能源、有机农业等各个行业的企业大佬，涉及国内几乎全部的核心经济产业。以绿色经济为主题，这算是囊括国内企业家数量最多的一次民间集会。 　　“该改变游戏规则了” 　　阿拉善SEE协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家，并非第一次直面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问题。2009年冬天，当王石、冯仑、黄鸣、张跃、张在东等一批国内企业家自发去到哥本哈根参与第15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时，引起了欧洲人的好奇，毕竟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现场。 　　中国人除了生产廉价劣质的商品，也会关心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吗？这是当时外国人的一个普遍想法。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秘书长詹育锋回忆，当时，他看到记者反复问王石一个问题，“作为一位中国企业家，你为什么要关注全球变暖？”而当时王石回答：“地球只有一个，全球变暖影响到全人类，中国要承担责任，中国企业家也要承担责任。” 　　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对哥本哈根会议也感触颇多。正是???这次会议上，他得知全世界19.9%的碳排放量来自于中国，而40%的碳排放又来自于自己身处的建筑业与房地产业。“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相当于中国建筑和房地产商为世界贡献了8%的碳排放，而国内地产商却并不关心这个。”胡葆森承认，当自己第一次直面这个数字时，非常内疚，有负罪感。以后每卖1平方米的房子，就会多增加一些负疚，也因此愿意为改善环境做出努力，承担责任。 　　而最早购买私人飞机的中国企业家、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总裁张跃则反思，对今天的企业家而言，炫富已经没有意义。“当我们不缺财富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缺稳定的气候、干净的食物、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以及健康的身体。所以，企业家应该将社会共同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面对。”而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他在运河边与冯仑聊到这些，忧心如焚。 　　“是该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了！中国企业家也应该加入到可持续发展中来。”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执行理事伊曼先生透露，目前，他所领导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已有五家中国国企加入，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加盟进来。 　　那些尖锐而刺痛的问题 　　不过，愿意为环境问题承担责任，与切实地去改变对环境的污染，还有漫长的距离。参加绿色契约对话的近300名中国企业家，大部分都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员。2004年6月，80多名国内知名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协会成立的主旨，除致力于改善内蒙古阿拉善荒漠地区生态环境外，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 　　“至少我个人是希望能给中国人一片蓝天白云，如果没有这个动机，当初就不会跪在沙漠上忏悔了。”首创集团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始会长刘晓光直言不讳。 　　“有些人认为，企业只要赚钱了，就相当于承担了社会责任，大家怎么看？”这些带刺的问题，频频抛向在场的企业家。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关系着中国企业家未来的绿色契约能否真正达成。 　　而事实上，尽管大多数企业家认为做环保不一定必然亏钱，现实也确实存在一些让他们费解的怪现象，比如明明是企业花大价钱环保处理后排放的达标水，当地政府却要与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一样收费；比如建筑商想用环保材料，下游材料供应商却没有货。 　　而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如何结合，企业界也存在极大争议。作为太阳能热利用行业的先行者，一谈到企业绿色实践，山东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就对美国绿色建筑标准（LEED）和国内建筑商们充满了愤怒。“LEED认证是个狗屁，是美国人用来忽悠中国人的，国内建筑商却将之奉若至宝。”他抱怨国内包括万科在内的建筑商，从十多年前到现在，在绿色建筑中甚少采用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太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