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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诚信、和谐经营理念 　　晋商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把最强的坚韧性和最大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不仅仅诚信，他们还有战胜强者、战胜一切的能力。 　　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从事商业活动的山西人。在明清时期，一代又一代晋商，以超人的胆略和智慧，将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诚信经营融入到商业实践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为我们今天经商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 　　儒文化熏陶下的晋商 　　晋商能够获取巨大成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勤俭、诚实、守信等特点。儒文化不同于道家哲学的顺其自然或是无为而治，强调个人要做出一番事业，同时儒文化更注重“家庭观念”，注重商人诚信。 　　“家庭”在晋商的处事行为中显得非常重要，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辈与晚辈的关系是有严格的等级之分的，父辈对晚辈是绝对有权威的。可以说，儒家早已把对父辈的绝对服从的观念灌输给了千万个传统的家庭。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对于自己的地位私毫不敢懈怠和含糊，对于自己应该承担的职责更是心中有数。他必须积极进取，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儒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宗师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在积极汲取儒文化精神上的养分。在明清时期，没有哪一种文化能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儒文化在强调勤俭的同时，便是诚信了。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时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 　　诚信大于天 　　据《易·系辞》记载，早在尧、舜、禹时代晋商就出现了。据《国路·晋语》记载，晋文公时，山西的榆次、安邑（今运城）就是有名的商业重镇，尤其在明清以来五百年间，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长期???掌内外贸易之牛耳，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其秘决之一就是诚信经营。 　　诚信是晋商的价值核心，也是他们的商魂。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司马光说：“诚者天下之道。”他们都把诚信视为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令他们立即全部倾倒重装。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饭的老太太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兑付白银。这张汇票历时30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是做皮货生意的，赚钱后办成汇票藏在身上，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唯一的遗物夹袄时无意中摸到这张汇票。从此日升昌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声名大振。日升昌票号始终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能够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 　　晋商在法律文化缺失的年代，靠诚信铸造了举世惊叹的辉煌。缺乏诚信是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不诚无信不仅仅是个别人、个别企业的现象，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在急切地呼唤诚信的回归。诚信作为个人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诚信作为社会准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 　　和谐理念融入商业实践 　　晋商另外一个成功的经营之道就是把和谐的理念融入商业实践，高度重视各方面的和谐，包括财东与掌柜、伙计关系，同行同业关系，客户关系的和谐等等。 　　和谐就是协调、和缓、谦和、和衷共济、团结合作之意。晋商的和谐经营之道为他们带来了滚滚财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说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非常重要。晋商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事”，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票号，实行了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掌柜（经理）对商号资本和人事全权负责，财东（董事长）不加干涉。财东只有首任掌柜的聘任权和分红权，下任掌柜由上任掌柜聘请。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掌柜做到忠心事主。掌柜对外代表商号，而财东则不能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不得指使号内人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商号业务。这就是晋商的用人而不疑人，只有不疑人才能产生很好的和谐效应。 　　晋商这种商帮和谐的群体精神，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悌和睦。明代晋商李明性说：“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他在商场上以聪明和智慧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在现代企业中，企业主和员工都要达到同一个目标——共同富裕，这样才能和谐相处，达到和谐管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