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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控量化和义率设想一些思考 　　摘　要：社会调控机制是国家利益协调的重要手段，在完善调控职能，改进调控方法上，本文提出了建立基于统计学的量化机制的新思路，并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社会调控的意义，认为调控、和谐、天道、中庸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调控是国家义利观的体现，并且应随时代大局和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相适应，提出义率为国家调控量纲的设想观点。 　　关键词：社会调控　量化　中庸　义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我党当前的战略任务和历史使命，这其中面临重要机遇也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涉及社会各阶层各系统利益的调整整合，需要以大智慧去解决，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质问题是实现利益的合理和有效整合，而社会调控机制作为利益协调的重要手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途径。[1]探索完善社会调控机制，使之更高效合理，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国家政府作为社会调控的主体，一需有调控的能力，土地公有和国有企业是我国发展和调控有力的物质资源保障，二要有调控的合理措施，监管审计策略、财政货币政策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调控手段，以及现阶段的住房限购政策也是调控的非常规手段，毫无疑问，出台政策是调控的直接有效对策。但是调控过多依靠行政性的刚性力量，也会带来社会的负面影响，适当使用市场、媒体等柔性力量，如果调控能够数字化的指示调控力度和目标，量化显示调控的成效和进度。图形化显示调控过程和趋势，最终并能数学建模进一步能分析和指导调控的运行。形成一个科学量化的完整调控体系，更易于为调控群体所接受，运行成效更为显著。 　　本文提出这个想法并基于此目标，对量化的调控体系方案框架作一个初步的探讨，社会调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调控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部门，调控内容有社会阶层利益协调如公有制经济和私有经济比例分配，社会保障如社会保险、救助、福利，纷繁复杂，但总体调控组织架构是一个树状垂直体系，调控方向是自上而下，调控动作是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调控部门单元将其调控职能尽量量化，提炼政策实质核心，将政策变化的状态和范围用量值描述，并围绕顶层的量纲作相关性变化。 　　故此建立调控的量化体系就是社会调控各单元提炼政策核心量值，调整匹配其随量纲变化的数量关系，构建变化之间的数学模型，最终用数量统计和概率的科学方法引导调控事件的执行进程。 　　政府调控的实质是对冲突利益的协调整合，正如老子曾言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没有政府调控的参与，奉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争丛林法则，最终会强者通吃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均不公，社会底层生活痛苦，导致最终社会整体走向崩溃解体，形成中国历史的循环怪圈。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也正是政府主导调控的道义之所在，调控在有余和不足之间利益均衡[2]，其实质也就是在私利和公利之间，资本和公权之间，公平和效率之间，在义和利之间，在矛盾的辩证统一之间保持“中道”，不走极端，以达到和谐的目标。故政府社会调控也是国家义利观、和谐观的体现。 　　但和谐不意味着绝对平衡，中道不代表绝对中间，事物都是相互依存影响而变化，调控本身就是为了适应变化的变化，是一个不断反馈调节的动态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发展活力并保持稳定前行的一种动态均衡。理想模式的和谐应该能保持动态平衡并能促进良性发展的中道。即保证公平，也应考虑效率，如果调控达到某种平衡却破坏了发展的动力作用机制。其最终也会无法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失去和谐。 　　“中道而立”中如何计量，度应如何把握，又如何衡量社会变化的差异，所以社会调控需要是一个量化的评价体系，社会调控可以是在义利两极之间的数字化驱动和表述。度量在两极间用率描述，是否可以设置义率，以反映国家的世界观、义利观，用概率的方式反映国家对待社会矛盾变化，利益调整博弈的选择态度，并作为社会调控的量纲，指导社会调控政策量值的变化。 　　义率的存在并不是对单个事件给出绝对判断的标准，结果义或利的行为都有其理由，对普通民众教化引导，不强调对错，但是国家的社会调控，处理大量的事件行为，从宏观的角度调整整体事件行为结果符合统计学上的概率分布规则，用统计概率的方法表明国家对待义利的选择态度，以义率作为社会调控的量纲，社会利益调整分配的重要依据。 　　如此对于单体事件的决定行为，如非重大或特定情况，按照既定概率无妨也引入天定随机的法则，这样对提高行政效率，消除矛盾遗留并非不无好处。最近对于死刑存废的争论，在我国现实的社会发展水平，存废未尝不是两个极端，行中庸之道，定义率，天意决，即保留人道选项，也应保持法律和社会的公道尊严，这不也是一种解决之道么？正如孟子所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