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良孤独“城市革命者”.docVIP

董国良孤独“城市革命者” 　　一月的北京，PM2.5指数一度达到900——国家标准是75而欧盟标准为25，举国热议。 　　“如果中国继续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模式，巨大灾难将不可避免。”董国良忧心如焚，董曾为一名国企高管，目前的正式身份是深圳维时科技公司董事长。过去10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研究、推广其所创立的城市发展模式——“节地畅通城市模式”（简称JD模式），希望掀起一场“城市革命”。 　　温家宝总理曾批示JD模式是“城市发展方向”，JD模式试点已取得成功，实践证明它确实可部分解决“城市病”。然而，JD模式至今尚不为人所熟知，未被大规模采用，更不为官方认可。一腔热血自愿投身社会公共事务，76岁的老人碰壁连连，略显孤独地秉持着自己的一份执念。 　　沉思三十载 　　创造出新理论才能解决城市问题,董国良并没有停留在痴想。 　　30多年前的一次堵车，董国良与城市发展模式“结缘”。 　　1974年赴欧考察期间，董国良在巴黎遭遇3个小时的堵车，由此他经常思考，为什么汽车文明的出现却使城市交通陷入困局？有一天他突然顿悟：根源一定是“人车混杂”在同一空间。此后，他四处搜罗城市交通、城市规划相关的书籍，研读数年，却没有找到答案——既有理论都将“人车混杂”视为合理的存在。慢慢地，他意识到“要创造出新理论才能解决城市问题”。 　　董国良并没有停留在痴想，他本人有一定的技术背景。1960年代，他曾在北京某机械厂担任总工程师，同时在大学函授站教授“高等数学”和“投影几何”，并在机械设计学历之外获得了“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学历。靠自学的建筑学知识，董国良曾注册了两项建筑设计的国家发明专利，并被付诸实施，为其就职的公司增加数亿元利润。董本人曾长期学习系统科学，在1980年曾就系统论问题请教过钱学森本人，至今保留着钱老的一封回信。 　　起初，董国良只是将研究城市发展模式作为一项爱好，其职业履历覆盖5大行业——机械、轻工、金融投资、房地产（建筑设计），曾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届监事会主席、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退休后，董大部分时间在深圳开发房地产，成为地???商人。 　　2003年的一篇报道改变了董国良晚年的人生轨迹。当年8月，新华社刊发长篇通讯《是车堵路还是路堵车》，报道了中国大城市严重堵车的状况。这再次促使董国良认识到，城市问题在中国已经演变成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他放弃了每年能为公司带来数千万元利润的地产开发项目，组织团队全力投入到城市新模式的研究，他甚至将公司新建的一栋办公楼卖掉以筹措研究资金，先后出版近200万字的四本专著，发表多篇论文。 　　2012年7月，董国良的专著《城市模式学》出版。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铁道部原部长傅志寰院士、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等政要学者为该书作序，并高度认可其理论主张。 　　美丽新城市 　　城市病皆源于现行城市模式的“空间结构错位”。 　　董国良将其主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命名为“JD模式”。 　　JD模式是由四要素构成的“人车全面分离”的市区空间结构系统。这四要素是：约占市区面积60%的架空平台、约占市区面积40%的地面花园、约占市区面积40%的地面停车库、约占市区面积20%的完全取消红绿灯的机动车道路。 　　其中，前两项要素构成了占市区面积100%的“人的天下”，其中完全没有汽车出现，汽车进入城市以来所产生的城市病皆荡然无存；后两项要素构成“车的天下”，地面道路没有行人和自行车，且取消全部红绿灯，道路机动车通行能力提高5倍左右，完全消除交通拥堵；停车位数量是现在城市的15倍左右，完全消除停车困难。 　　中国工程院院刊原副总编辑、教授丁朝模指出，城市病皆源于现行模式城市市区“空间结构错位”。 　　现在的城市中，市区机动车交通主要为间断流（有红绿灯，需在路口停顿），这导致每条汽车车道1小时的流量从2000辆减少至600辆（600/2000＝30%），加之城市机动车道路上设置步行、自行车道路以及路边占道停车，平均只有60%的路面供汽车行驶。两者综合，道路通行能力的利用率只有18%。采用JD模式，机动车全程连续行驶、机动车道路上没有行人和自行车，路边没有停车，道路通行能力可以100%发挥出来。 　　以董国良的估算，在汽车达到饱和拥有率的现行模式城市，市区蔓延和职能错位演变使出行距离增加到4倍，出行距离增加和慢行道路条件恶化使小汽车使用频率增加到2倍，路口停顿和拥堵使百公里油耗增加到2倍，汽车车均油耗和碳排放增加到16倍。采用JD模式，上述的“4倍”、“2倍”、“2倍”都不存在了，汽车油耗及相应的碳排放仅为现行模式城市的1/16。 　　据支持者初步的静态估算，一旦中国推广采用JD模式，累计可节约3亿亩土地，耕地可恢复至19亿亩以上；累计节约数十亿吨汽车燃油，即便全国城市汽车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