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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死董事健康终极杀手 　　针对过劳死的各种信号，如果在商战、企业运作、紧张的应酬中无法有太大的改变，那么从医学角度看，顶级的健康体检就是帮助董事们清除过劳死隐患的最容易和最直接的方式：第一时间发现身体细微变化，迅速采取措施解除健康警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都有过劳死流行率的记载。据报道：日本每年约有1万人因过劳而猝死。“过劳死”近几年来也成为中国企业界议论较多的话题之一。 　　而英年早逝的董事们的案例更是拉响了健康的警笛：2012年3月30日, 澳门爱普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贾雪鹿突然病逝；2011年7月，39岁的百视通董事、首席运营官吴征病逝；2011年3月，55岁的汉帛（中国）董事长高志伟病逝；2010年4月，59岁的江民新科技术公司董事长王江民病逝；2008年10月， 48岁的萧山楼塔镇企业家俞伟康病逝；2008年7月，39岁的???仁堂股份董事长张生瑜病逝；2006年1月，37岁的上海中发电气董事长南民病逝；2004年11月，37岁的均瑶集团原董事长王均瑶病逝…… 　　“过劳死”正威胁着今天的董事们。 　　高危人群 　　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重，心理压力太大，从而出现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长此积重难返，将突然引发身体潜在的疾病急性恶化，救治不及时则危及生命。 　　过劳死不是临床医学的疾病名称，属于社会医学范畴。人体就像一个弹簧，劳累就是外力。当劳累超过极限或持续时间过长时，身体这个弹簧就会发生永久变形，免疫力大大下降，导致老化、衰竭甚至死亡。有关资料表明，直接促成“过劳死”的5种疾病依次为：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除此以外，消化系统疾病、肾衰竭、感染性疾病也会导致“过劳死”。 　　近年来公开报道的我国72位亿万富翁死亡案例显示，积疾早逝是第一位死因。在19位因病而去世的富豪中，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8岁,正值人生辉煌的时候却溘然离世，令人扼腕痛惜。 　　根据胡润百富榜的统计，2010年，中国（内地）的亿万富豪有6万人左右。据此推算，亿万富豪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万分之一点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全国3539个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有90%表示工作压力大，76%的企业家认为工作状态紧张。调查还发现，平均每4个企业家中就有一位患有与工作紧张相关的慢性疾病。现在的压力比以往更大，董事们不但遭遇身体疾患，还面临高压下的心理问题：“吃得好，营养少；喝酒多，吃饭少；陪笑多，欢乐少；住店多，回家少；看似潇洒，其实内心孤独。”透支健康就是浓缩生命，到头来一算总账很可能是赤字。 　　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一般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左右；高达90.6%的企业家处于不同程度的“过劳”状态。工作压力太大、作息不规律、缺乏锻炼和深层次定期体检、烟酒等应酬过多,严重透支了董事们的健康。 　　一项针对富豪阶层发放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58%的人存在“过劳”现象，36%的人偶尔“过劳”，只有6%的人认为自己无“过劳”问题。“经常是一边拿着手机通话，一边放着盒饭，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某富豪说，这种生活状态很不正常，就在上周，他的一位做实业的朋友在商务谈判时突发脑血栓。 　　专家认为,以草根经济为特色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掌握企业生死存亡绝对权力的同时,也承受着企业发展的所有压力和风险，他们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饱受疾病侵扰。 　　以冠心病、高血压为例，这些10年前以老年患者为主体的“老年病”，目前却成了以董事们为主体的“商务病”。温州市某医院今年对87位知名企业家进行了体检，其中患有高血脂症者51例，高血压37例，高粘滞血症35例，颈椎病或椎间盘膨出31例，脂肪肝22例，冠心病6例，脑梗塞4例，糖尿病13例，高尿酸症9例，代谢综合征15例，前列腺增生15例……这些数字真切地反映出企业家饱受疾病困扰的尴尬局面。 　　董事们出现“过劳死”，暴露出来的原因之一竟然是家族式管理。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是现代企业运作的基本方式，也是团队力量大于个人力量的客观需求。然而，绝大多数的中国民营企业依然延续着家长式的、包办一切的家族式管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其弊端日渐凸现：再强的个人也无法承受一个现代化企业所面临的全部压力和挑战。 　　家族式管理使董事们忽视了对高级管理人才的引进，使他们自己陷于独打天下、独木难支的尴尬境地。内忧外患，极易伤身。 　　学会“放权”,并促使企业管理体制尽快“转型升级”,摆脱过劳死的风险，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伴随着中国民企的发展壮大,并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尝试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并通过引智形成企业管理层梯队。这既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同时对企业家的健康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