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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让我们激动艺术 　　1978年的阳光至今还在我的头顶燃烧，只要微微闭上双眼，我就能真切地穿越到那个年代，享受它的热量与光芒，它给我带来的震撼、激动、启蒙，在30多年后的今天也无法忘怀。如果没有彼时所燃的烈火，我不知道在当下喧嚣的物质时代，自己对艺术宗教般的热情还能不能维持。 　　1978年的春天，上海街道上的男男女女大多穿着咔叽中山装，且大多瘦削，极少肥胖，身体上空落落晃着的是单调的蓝色和灰色。自行车大军依旧是大街小巷的交通风景，就像今天到处充斥的汽车长龙。原法租界一带的道路两边，梧桐树已经爆出了鹅黄色的嫩芽，与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的兴奋与希望相映衬。动乱结束了，高考恢复了，黄封面的教辅书是当时最紧俏的书籍。新华书店门口经常排起长蛇阵，解禁的翻译小说一上柜就被买空。 　　这一天，美术馆格外神圣，从售票窗口逶迤不绝的长队一直延伸到百米外的人民广场绿化带。这个场景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清晰地记得，从报纸上得到了这个展览的消息，仿佛即将经历一场大事件，令我一直处在激动向往的状态。等到休息日，我推掉所有事情，早早赶到上海美术馆，毫无迟疑地站到连接美术馆的长长的队尾，以一种赎罪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前移。那年，我二十岁出头，对人生的意义还不够清晰，对前途更是迷茫，但我知道，这个展览是对外封闭了很久以后第一次打开的缝隙，它是《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报纸上称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公共空间展出的西方艺术原作”。之前，中国老百姓谁敢奢望有这样的眼福？又有谁想到，自那以后，巴拉巴拉能够走出国门？ 　　我从小热爱绘画，如果没有“文革”的错乱，我或许能成为一名美术工作者。我的三哥应该会成为一位画家，他在“文革”前就考入了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要知道，当时的上海只有三所学校有美术专业：美专、轻校和纺专，但成绩最好的考生不是先进美专，而是让轻校先挑，然后是纺专，最后才轮到美专。这是特定历史时期为了培养自己的工艺美术人才，我国地方教育制度设计思路的体现——优先满足实用美术。所以，能考上包吃包住的轻专，我三哥在他那一届考生中的成绩，不是第一，也该位列前十。也因此，我在读小学时就能看到他偷偷带回家、在当时非常罕见的西洋美术资料，那些丰满的女人裸体画，唤醒了我的性意识。有时候我还将要好同学带到家里分享，那种偷食禁果的乐趣，一辈子也忘不了。 　　三哥每周回家一次，他在家画画的时候，我就在他身旁观摩。我的最初的理想就是这样确定的。但“文革”一来，一切都打乱了。 　　现在，1978年来了，我在理想破灭之后再次走进美术馆，走近法国高度写实的古典主义油画。惊叹，喜悦，惆怅，悲伤，就像偷吻一个匆匆嫁给别人的情人，我双眼湿润了。 　　后来我知道这个展览先在北京展出，然后移师上海。农田、耕牛、河流、收获、晚霞、农民、村妇，都让人感到亲切，激活人们对于故乡的联想。可惜那时的观众，绝大多数不懂美术，“太像了！”“像真的一样！”此类评价充斥着艺术展厅。但是这个展览对中国人思想意识上的冲击无比猛烈，与其说画展是一场视觉盛筵，不如说是中法之间的“艺术外交”，也是中国人公共生活及思想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我三哥毕业后分配去了青岛，在一家玻璃厂烧制啤酒瓶，专业等于荒废，但看这个画展，他是提前用了探亲假坐火车回上海来看的。记得他观展回家后托着脑袋沉默了半天，我陪他沉默，直到妈妈开了灯叫我们吃晚饭。在他返回青岛前，我买了几张法国农村风景画的印刷单片，他选了一张巴比松森林，临摹了一幅灰调子的油画。 　　那些年，令我们万分激动的艺术事件，还有1981年秋天，轰动一时的《波士顿博物馆藏美国名画原作展》。这是中美建交后，美国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画展。展品中有46幅近现代现实主义绘画，也有12幅当代抽象绘画。若按照美国通常的历史叙述方式来梳理的话，包括殖民时期、独立战争、内战时期、成熟时期、现代时期。霍默的《守夜者——一切平安》（也有译作《遥望者——一切安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这幅画好像也作为海报张贴在街头，也作为画册封面走进千家万户，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在当年的语境中，这个守夜者似乎代表了工人阶级，他头上的一口铜钟被宣传为资产阶级的丧钟。至少我大学里的中文教师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是的，老师还对画展中出现的现代派绘画极尽嘲讽之能事：“那几根红的蓝的线条，笔笔直地刷下来，像床单一样，我也画得出。”他的观点是极具代表性的，许多人觉得美国的现代派艺术简直匪夷所思，是帝国主义文化衰落的表现。 　　这个时候我已经在谈朋友了，这个画展是与女朋友一起去看的。她看得懂现实主义绘画，对现代派却也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慌张。我的艺术积累也不丰厚，但我知道应该对这些看起来谁都能画的作品有足够的尊重与心理准备，而不能无知而粗暴地抗拒，甚至来一场“文革”式的批判，将它们一律视为腐朽、没落和颓废的。 　　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