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逃向“部落”年轻人.docVIP

那些逃向“部落”年轻人 　　5月中旬，圣彼得堡的气温逼近20摄氏度，越发漫长的阳光一点点漂白黑夜。黑海北岸小城阿纳帕（Anapa）空荡的沙滩，仍在等待候鸟般南下的游客。沿海岸向东南10余公里，阳光射穿枝叶，照亮乌特里什（Utrish）隐秘的林间，一群人在这里逡巡不去，结为“部落”。 　　与此同时，拉玛（Lama）踩在泰国的海滩上，抽着手卷烟，通过电话和互联网照料自己的大麻生意。平和的面孔与温热的声音，让人难以想象这个27岁的俄罗斯人已经有两个孩子，还遥控着从圣彼得堡到乌特里什沿线的一个大麻销售网络。只要是熟客或朋友，一个电话，他就会安排妥当，保证你high起来。 　　拉玛是乌克兰与哈萨克混血，年幼时搬到俄罗斯的罗斯托夫（Rostov），上完初中就在市场里打工，每天挣280卢布（约60元人民币）。之后，为了躲避警察，他游走到圣彼得堡，结识了一群流浪歌手，并跟随他们进入“部落”。 　　“在物质泛滥的文明世界，部落由意识形态划分” 　　“‘部落’并非一个有形的实体。” 摄影师帕维尔·普罗科皮（Pavel Prokopchik）说，“而是追寻自由的年轻人组成的无形群落，一个脱离社会的社交网络。”正是经过“部落”中一个又一个 “朋友”的链条，帕维尔结识了拉玛，并与他一起远行至哈萨克斯坦。 　　拉玛代表了“部落”中的一个极端类型：永远在路上。七年前，他弄丢了自己的护照，在俄罗斯境内只能搭车旅行（坐大巴或乘火车需要护照），就这样穿行了两万多公里的旅程。他睡在车上、路边、帐篷里，庞大的“部落寝网”也为他提供了各地的床铺。 　　2010年春天，帕维尔回到圣彼得堡，与另一名“部落”成员安娜以及她的一群朋友待在一起。苏维埃时代的高官们曾占据圣彼得堡最舒适宽敞的公寓房，叶利钦政权将他们清出去之后，这些房子成了实惠的合租场所。安娜和一群朋友们，还有耳聋的祖母就挤在这样的一间公寓里。夏季临近，圣彼得堡的夜色退向天际。这群年轻人从无人的街道呼啸而过，在白夜派对中尽情狂欢，直到太阳落下又升起，才沉沉睡去。 　　不久之后，他们收起行囊，如一支随气候而动的部落，向南迁徙，经过两天两夜的搭车之旅??抵达乌特里什。如果从莫斯科动身，行程约36小时。还有人从西伯利亚赶来，用整整五天时间。 　　“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以血缘和领地组建部落，在物质泛滥的文明世界，部落则由意识形态划分。” 13岁那年，安娜第一次听涅槃乐队的唱片，就决定过上一种游离的生活，“看看高峰时段地铁涌出的那群西装革履的工作机器，他们与我们不属于一个部落”。 　　乌特里什，与其说是“部落”的朝圣地，不如说是一个驿站，一个供他们群居的栖息之地。在误闯其间的外人眼中，这里恍若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岁月：白天，光溜溜的身体在林中慵懒晃荡；夜晚，酒精、烟雾与音乐在篝火上升腾。一部分人，比如安娜，在城市中有一份自由职业，甚至有家室、有孩子；一些人只在夏天逃离城市，另一些则不愿回去，他们以贩卖大麻、LSD等软性毒品为生，像四处躲藏的野生动物，穿越克拉斯诺达尔州（乌特里什所在的地区）严厉的缉毒警力，淹没在人迹罕至的嬉皮丛林。 　　但在表象之下，这里没有狂躁的反叛气息，没有声嘶力竭的怒吼。政治的时钟在这里停摆，让他们成了局外人。 　　“我们只想远离灰暗污浊的城市迷宫，在这个世界之外开凿出一片净土。” 安娜说。 　　“梅德韦杰夫挺好的，普京也挺好的，但关我什么事？” 　　安娜生于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虽然父亲是个典型的俄罗斯酒鬼，与母亲争吵了一辈子，但她觉得自己的童年还算幸福。毕业那年，她搭车去欧洲旅行，之后在瑜伽教练与“部落”游民之间切换自己的生活。谈及俄罗斯政治，安娜对普京嗤之以鼻，也对抗议活动冷眼旁观，认为那是“朋克式的愤怒”。 　　“60年代的嬉皮真心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也确实推动了一些变革。”帕维尔说，“这些俄罗斯嬉皮，更关心永恒的精神价值，而不是朝夕变幻的政治游戏，于是从混合着国家控制与资本主义的氛围中脱身而出。除非有一天，彻底的暴政与专制降临，但我认为现在还差得很远。” 　　如今的世界，俄罗斯依然让人琢磨不透，而如果你顺着这些年轻人的目光观望它的未来，恐怕也只能得到一片模糊暧昧的图景。今年总统大选前后，舆论胶着的日子里，西方媒体的版面充斥着反对派的抗争行动。然而，在现实中，支持普京的年轻人却积聚了更为强大的能量。 　　安娜与拉玛的同龄人纷纷加入Nashi （“我们的”）、Mestnyie （“本土力量”）与Stal （“钢铁”）等亲普京组织。在政府资助的青年营里，他们集中学习如何利用新媒体宣扬自己的理念，如何理解“美国的阴谋”，如何对付反对派的示威，以及如何借助自己的立场谋得更好的差事。其中，仅Nashi的登记人数就超过10万。 投票期间，反对派中的年轻人在推特上号召了一次抗议选举舞弊的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