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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发展和创新 　　摘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邓小平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优秀成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其成果可概括为：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吸收传统智慧，确立德法共治方略；夯实治国基础，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 　　关键词：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德治；尊重；保障人权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34-03 　　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在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全党所认同。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全国人民所接受。至此，中国人民通过不懈的探索，实现了从革命法制到建设法制，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的跨越。 　　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法制思想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建国初，毛泽东对治国方略的理解和探索受革命战争年代影响很大。在20世纪50年代，基于苏联模式的弊端和新中国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其中也包括对治国方略的探索。毛泽东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逻辑起点，可他对民主的认识又存在偏面和不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演中，毛泽东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从这种认识出发，法制就更不可能成为目的。因此，当时的法制建设不能不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法律的功能和作用随着形势的需要而跌宕起伏。在20世??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摆正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邓小平不仅仅是把民主理解为方法和手段，而且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在重新认识政治民主的同时，高度重视经济民主建设，从而使民主与法制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建立在更稳固更全面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反复指出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进行了相应实践。他大力倡导树立法制权威，全体民众尤其党员干部要依法办事。这些都反映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和治国理政的成功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邓小平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是伴随经济利益的驱动人们对待法制还是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为法制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可是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公平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逐渐实现民富国强的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在积累，从而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能够在更基础意义上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建构性导向性作用，能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鲜明的法治定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不仅将过去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统摄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原则，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法治内涵，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法治形象，而且将建设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奋斗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至此，中国人民对治国方略的认识从工具主义发展到功利主义直至今日的目的主义，终于实现了和世界法治文明的接轨。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依法执政 　　从依法治国的含义来看，依法执政是题中应有之义。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其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前提和重要保证。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依法执政的基本执政方式。2004年，党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总结道：“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将依法执政作为经验加以确认，即“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依法执政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变化历程经历了依靠政策进行领导的阶段，和政策为主导并辅之以法律进行领导的阶段，正在向主要依靠法律并辅之以政策的依法执政阶段转换”[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从政策主导转变为法律主导既是实践探索的结果也是理性反思的产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认识的深化。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