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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育种企业探索 　　6900家种子企业少有研发机构，90%的农作物新品种是由科研院所选育完成，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企业尚不足百。这就是我国种业的育种现状。 　　“多年来，我们沿袭的传统育种模式就是一个教授带着一帮学生的‘课题组制’，面对的是国际分工精细的‘专业化团队’，这就好比是‘小舢板’对抗‘航空母舰’、‘小作坊’博弈‘大工厂’，根本不是同一个重量级——这也是种业积贫积弱的根本所在。”玉米首席育种专家张世煌言之凿凿地说。 　　育种方向：紧盯农业生产需求 　　如何解决“育”的问题？张世煌给出的方案是以企业为主体搞商业化育种，这也是世界发达国家种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商业化育种的核心是以市场为导向。育什么种子，不是听专家的，而是听市场的。要紧贴农民种植习惯，农业生产需要什么种子，企业就培育和生产什么种子。”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廖西元说，“企业能最快、最准确感知农业生产需求和广大农民的需求。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是根本解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送到千万家’这一导向机制的关键，因为如果企业把论文写在刊物上，那就是泄密；如果企业不能把成果送到千万家，那它一定会倒闭。” 　　隆平高科总裁彭光剑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隆平高科正在改革育种机制，公司在2012年上半年成立了一个“育种方向决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公司决策层、生产人员、销售人员占2/3，研发人员占1/3，育什么品种不是由育种家说了算，而是综合生产特点、经济性状、消费者需求等系统指标确定育种目标。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做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公司采取定期召开科技工作会的形式，直接把农民和经销商都请来和企业的科研人员座谈，让科研人员充分倾听来自市场终端的意见和需求，从而为下一步育种指明方向。 　　和隆平高科、惠民科技一样，越来越多的种子企业开始面向市场终端，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机械化作业、设施化栽培、高产优质多抗、适应性强的突破性新品种。 　　在育种方式上，企业也开始从单个育种人员负责筛选、配种、品比等选育全过程向工厂化育种转变。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梅元介绍说，他们公司具体从事科研育种的人员有明确的分工：有的负责亲本选育，有的负责配组，有的负责品种测试，各个环节互相衔接密切配合，组成一个商业化育种体系。 　　这样做的好处，不仅能提高育种效率，稳定团队，也有利于种质资源的保护。孙梅元做了个假设对比：在传统育种团队中，领头的育种家走人不干了，可能把整个科研成果也就带走了，整个团队几乎垮掉，再找人来也代替不了他的位置；如果在商业化育种体系里面，即使是领头的育种家，也只负责一个环节，走了一个，可以找另外适合这个领域的人才来替代。 　　而且，他自己掌握的也只是这个环节，不是全部，不会造成种质资源的大量流失。 　　“所以我们要建立起‘科学设计、合理分工、标准操作、流水作业’的商业化育种体系，促进育种由经验向科学，由个人向团队，从偶然到必然的三个飞跃。这就是传统种业向现代种业发展的现实意义所在。”廖西元说。 　　实现形式：把科研根植于企业 　　科研生长在企业里才是产业真正强的表现。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实力较为雄厚的种子企业已经开始了自身研发体系的建设步伐，正从传统的、个性化的育种，逐渐转变成现代化的、以基因组信息为依据、以生物技术为手段、具有高度预见性的科学育种。 　　在中种集团武汉光谷科技中心分子育种实验室，基因组育种部总监周发松博士向记者介绍，研发中心已经初步建立了SNP芯片检测平台及全基因组选择育种体系，创制了全球第一张水稻全基因组育种芯片。通过分子育种技术，公司已经实现育种过程的科学控制，即根据育种设计选择目标基因进行组合，创造理想基因型。 　　“想要什么品种，我们就能找到现有的基因，这对于缩短品种育种年限，提高育种效率将大有帮助。”周发松说。 　　一些企业开始探索与科研单位合作，实现资源共享，畅通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的渠道。2012年3月，8家玉米种子骨干企业携手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共同组建起中农华玉种业联合创新有限公司。作为8家企业之一的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闫永生告诉记者，“8+1”的科企合作模式让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合作更为紧密，企业所有品种都是公开的，并全程参与育种过程，大大加快了良种推广速度。 　　创新机制：留住更多实用人才 　　“商业化育种成否的关键是留住人才。”对这句话，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义波体会最深。2011年他曾以300万元年薪（不包括干股）的高价引进了一位高科技人才，成为种业界的一则重磅新闻。 　　这位高科技人才叫徐国平，主攻遗传工程方向，在美国先锋公司工作10多年，拥有丰富的育种经验。徐国平告诉记者，哪个公司最有科技实力，哪个公司就更有前途。北京联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