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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构建农民权利发展观的论述 　　中国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升级，而且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素质提升与价值观念变革。钱穆先生说过: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这是从文化的人类学视野对社会历史变迁及其文明成果的经典概括。 　　换言之，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宏观变迁，还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微观发展，都必然留下社会变迁的文化脉络与相应时代的历史烙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孕育并形成了包括政治文化、社会文化、法律文化等文化形态的文化体系。同时，各种文化形态以其独特的价值底蕴及结构形式引导着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与推进，尤其是“人权条款”的入宪，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法律文化逐渐成为进步性、基础性的文化形态，并实际承担着市场经济文化变革的导向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代社会需要相应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需要“文化底盘”，否则法治难以健康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农业支撑基础上的“GDP”现代化。然而，对于“GDP”的过度关注却使得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民阶层严重分化，农民利益严重受损，社会矛盾严重凸显。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基层行政权力的肆意、征地拆迁纠纷与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大量涌现、信访与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歧视等社会不公平现象，进一步使得农村社会发展陷入一种深刻的体制性紧张与系统性风险之中。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构建以权利意识、权利体系、权利实现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权利发展观，理应成为农村法律文化创新的主流态势。只有摒弃唯“GDP”的发展思路，注重工业反哺农业，加强农民权益保障，并将农民权利理念及其体系设计纳入法律文化框架，新型城镇化才具有真正价值与实际意义。 　　一、法律文化的公平性: 农民权利发展的价值根基 　　毋庸置疑，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实践，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法律文化与伦理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艺术文化、科学文化等文化范畴一样，既具有人类学文化或大文化的共同特征，又具有自己的固有属性。法律文化的固有属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法律本质观与价值观的发展而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权利本位观的提出及其深入研究，打破了“阶级意志论”与义务为先的法律文化理念，权利意志论提升至本体地位，并逐渐形成权利文化。权利意志论认为，权利是法的根本内容，是法的真正本体; 法的最普遍的本质属性就是权利意志性，法不过是权利主体的意志的集中表现，即对他们的正当利益和需要的综合反映而已。也正是由于权利理念的逐步确立与权利意志论的形成，才推动了法律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尤其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权利文化的深化与发展还带来了农村法律文化价值的丰富与重构，人权价值得以彰显，农民的地位得以巩固; 农民平等问题不再是或高或低的音符，社会正义已渐次渗入农村法律文化的价值体系，平等与正义共同支撑着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农村法律文化。农村法律文化的发展变迁孕育了社会公平性，而社会公平性则进一步催生了农村法律文化的创新与转型。法律文化的公平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衡量新型城镇化内涵的价值尺度，更是农民权利发展的价值根基。 　　其一，法律文化平等观是农民权利发展的前提条件。虽然中国法律文化蕴含“天然”的伦理色彩与坚实的权力特质，但从法律文化的应然层面追寻，平等应是法律文化的“天生”品质。无论是古希腊“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价值观，还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观，均是对人格平等、尊严平等、权利平等的应然性论证，认为人是天生的平等主体，无优劣、贵贱、种族之分。平等意味着同等条件下任何人不应该受限制或被歧视，生存与发展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均应受到同等保障。中国农民是宪法文本规定的基本权利主体，应平等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实然权利与法定权利，不能因其职业、家庭、地位等背景而受到差别对待。“平等权既是农民应获得的天赋权利，同时也是实现农民的其他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前提和基础。” 　　然而，对于具有深厚伦理文化底蕴的中国农村来说，以地缘与血缘为纽带所生成的道德共同体力量，以及传统法律文化的义务属性，从源头上遮蔽与抑制了平等观念的萌芽。尽管经过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的冲击与洗涮，但家族本位、宗法观念、权力至上等传统法律文化惯性依然阻滞着平等理念的孕育与生成。这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理念难以勃兴的观念性因素; 更为根本的是，中国自 1958 年以来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了城乡治理有别、城乡体系有别、城乡投入有别等差别对待机制，使城乡社会发展的红利分布断裂失衡，从体制上设置了平等机制的制度性屏障。尽管国家“三农”政策不断推进，并积极实施发展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