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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流入产业结构效应 　　内容提要：开放经济条件下，借助外商直接投资（FDI）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化和升级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基于1993—2009年的有关数据，本文构建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表明FDI在整体上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是一种积极影响，并且对三次产业的这种作用和影响是相同的，但囿于FDI规模和结构的制约，这种正向效应却不是很明显。因此，扩大引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就成为山西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利用FDI促进本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作用机理；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1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2—0014—03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学者有关外资流入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颇丰（Camilla，2002；Hunya，2002；Eva，2005），并且国内学者基于中国情形的研究也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ChengKwan，2000；郭克莎，2000；王洛林、江小涓和卢圣亮，2000；赵晋平，2001；卢荻，2003；陈明森，2003；胡祖六，2004）。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尝试从省际层面探讨FDI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如姜冰（2003）在借鉴法国洛林吸引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利用FDI促进辽宁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陈丽蔷和张晓明（2006）则进一步考察了利用外资调整辽宁产业结构的效应和对策。田素华（2004）以上海为例，用OLS分析法检验了引进外资对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效应，结果发现FDI有利于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却不利于其第一与第二产业的发展。而黄志勇和许承明（2008）在分析FDI在上海产业和行业内分布特点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1999—2006年间FDI对上海三大产业贡献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三次产业是有作用的，FDI的流入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三次产业作用的大小是一样的，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三次产业作用的大小则是不同的。孔小文和王春明（2005）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就FDI对广东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从总体来看，广东省外资流入分布已出现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的趋势，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此外，利用1990——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廖东升（2006）对广西利用外资对其产业结构影响的效应和机理进行研究，并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如何进一步利用外资提升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提出对策建议。徐晓宏（2007）利用1983——2004年的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对浙江产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在浙江的产业分布严重失衡，因而可以通过促进浙江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来调整。但目前却未曾见到国内外有关引进外资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将对此做出初步尝试，以弥补理论与政策层面上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 　　二、山西产业结构及其FDI现状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个世纪末的20多年间，出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山西的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煤焦、冶金、电力等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上，从而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和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区域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山西的三次产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产业结构也日趋朝着合理化方向演进，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已由1978年的20.7：58.5：20.8转变为2009年的6.5：54.3：39.2。在这一过程中，第一产业比重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由于受山西资源禀赋优势与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共同影响，其发展趋势一直比较平稳，并且始终占据着很大比重，而第三产业大体则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因此，总的来看，山西产业结构自1984年起一直呈现“二三一”的发展格局，且第二产业始终是推动山西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基本动力。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实施开放政策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引进长期以来困扰其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主要是紧缺资金和先进适用技术），因此对国外资本（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资本）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就成为山西走向世界的首要选择，这就使得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据山西省商务厅公布的有关统计信息显示，2007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进展最大的一年。全年利用FDI合同额达24.72亿美元，增长88.6%，实际利用外资22.56亿美元，其中纳入商务部口径统计的为13.43亿美元，增长184.5%。比2002年增长4.39倍，年均增长40%。但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纳入商务部统计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所下降，分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