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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考弃考”现象经济学分析 　　【摘 要】通过建立阶层流动模型，本文分析了“高考弃考”现象背后的经济学本质，指出：国家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使得教育对阶层流动的作用弱化，社会存在阶层固化的趋势。而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高等教育成本高，预期收益低，就业市场上学历信号作用减弱，社会资本作用增强的社会现实都使得底层民众趋向于做出“高考弃考”这一决策。 　　【关键词】高考弃考；阶层流动模型；阶层固化；学历信号；社会资本 　　一、引言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人，比去年减少18万人。这已经是自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首次下降以来连续第4年保持下降趋势。对于高考报名人数连续下降这一社会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受生源因素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导致适龄高中生减少（1986年，1987年，1988年为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高峰期，其中1987年达到了最高的1.661％，之后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0.508％）。这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二是受“高考弃考”现象的影响。实际上，自2009年至2012年，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总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人。这意味着全国高考人数连续4年下降，4年内有超过300万人弃考。选择“高考弃考”的学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人选择了出国留学。一些考生放弃国内高考，而转投国外高考，且近年来的出国留学有低龄化的趋势，“内地高考难”，“内地大学差”是主要原因，一些家长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很失望，所以将其子女送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一类人则选择完全放弃高等教育。这可能与中国社会现在的阶层固化有关。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教育制度的不公平，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收费增加，而预期收益降低，就业难，就业市场上学历信号作用减弱，社会资本作用增强，具体到就业时还得靠家庭关系，教育对阶层流动的作用弱化。本文将通过建立一个阶层流动模型，来具体分析“高考弃考”现象背后的经济学本质。 　　二、一个阶层流动模型 　　本文以A代表一个社会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比如乱世，盛世，文革，改革开放之类的）。A随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记为：A（t）。用Y代表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的高度。假设X1代表与个人自身因素有关的能影响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高度的变量。其中，我们假设，X1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个人自身的一些天赋g（gift）（比如姚明之身高，某些神童的智商，某些女性的美貌，我们承认这种先天禀赋的差异，并认为其会对Y值产生影响），还有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h（hardworking）。即：X1（g，h）。我们假定：教育E对X1有一种促进作用，这表现为教育E使得个人天赋g得以更好地发挥和促进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h转化为其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同时，我们假定教育E的水平主要受家庭f和国家n的影响。即E（f，n）假设X2代表与个人自身因素无关的能影响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高度的变量。显然，其主要受家庭f的影响（这其中可能包括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父母的社会地位，父母所到达的社会阶层高度。家族之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甚至可能还包括子女继承父母所得的户籍——现在的买车买房，买墓地，幼儿园入园难，高考移民问题都与此有关）。即X2（f）。最后，假设ε为一随机变量，视其为一个“随机干扰项”或“噪音”，代指人生中的机遇或风险之类的不确定因素对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的高度的影响。综上，我们可得： 　　Y=A（t）[E(f,n)X1(g,n)a]X2(f)βε其中假设：α+β=1。在此模型中，α与β的分配可以表征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具体而言：α越大，β越小，表示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与阶层流动更看重个人自身的因素。激励平民通过自身努力奋斗，通过接受教育，发挥其特长天赋，而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的流动，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 　　反之，α越小，β越大，则表示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与阶层流动更看重非个人自身的因素（比如家庭f的影响，在中国，现在最明显的就是户籍因素——其与教育，考学，就业，考公务员等都有关系，带有深深的身份和阶层烙印）。 　　显然，当β越大时，该系统对于初值具有敏感的依赖性。那么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就应该是在与的分配上做文章了。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个给人民希望与梦想的社会，一个存在“国家梦”的社会应该是更强调个人的自身努力奋斗，所以制度设计上应该努力使得α增大，β减小。一种极端情况是，α→1,β→0。此时，社会趋近于极端公平，完全弱化，消除了家庭f因素的影响，引导，激励个人自我奋斗，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的流动。 　　然而，中国现在的社会现实却恰好相反，仅就一个户籍制度便使得α减小，β增大，社会阶层高度对家庭f因素敏感依赖。起点的不公平，通过β值所占的较大权重给进一步放大了。简言之：垄断，特权，世袭的影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