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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民间借贷安全出口 　　从去年江浙一带的跑路事件到今年吴英案二审判处死刑，民间借贷问题持续受到媒体的关注。在3月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民间借贷阳光化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再次成为“两会”代表关注的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民间金融和所谓的非法高利贷，就得研究、界定。因为现在我们说真的，民间借贷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应该给予，咱们互相借点儿钱的事儿不是经常有的吗？很平常的，但是我们防止的是非法集资，防止旧社会的‘驴打滚’。” 　　近日，公安部公开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0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非法集资类案件5,000余起，2011年非法集资类案件全国共立案1,300余起，涉案金额达133.8亿元。密集的案发频率和巨大的涉案金额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使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灵活的融资方式，而这一需求在当前的金融体系中无法满足，所以不得已走向了民间融资之路。 　　非法集资案件频发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2009至2010年，中国的信贷环境相对偏松，刺激了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对资金的后续需求量也大幅增加。随着国际金融环境的恶化，对外出口减少，政策的急速转向，最终引发了比2008年更为紧张的资金供求状况，而这恰恰是宏观调控转向以来出现的情形。2011年的货币、信贷增速仅为13.6％左右，远低于前几年的水平，也低于国务院所指定的16％的增速目标。货币、信贷的相对紧缩，减少了正规市场的资金供给，许多企业不得已转向民间借贷市场。 　　 　　民间借贷阳光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在我国经济发展以速度为首选、经济秩序尚不规范时，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方式无可厚非，也能得到意料中的收获。而当一切渐渐走上正轨后，如果再继续延续此前的做法，就可能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损失。 　　国家为了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管理，规范贷款行为，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保证信贷资产的安全，提高贷款使用的整体效益，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自1996年8月1日起施行《贷款通则》。这是我国第一部管理民间金融的法律规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条款的实施对于整顿民间借贷、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进入新千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小民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现有的金融体系贷款环节繁琐，审查制度严格，使得他们无法从国有银行获取经营资金；而这时民间借贷到了快速发展期，尤其在江浙一带出现了大量的地下钱庄。由于民间借贷灵活，利润比在银行高出许多倍，这就吸引许多百姓把资金从银行中取出，转入民间借贷市场。民间借贷在这一时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但社会问题随之而来。 　　最早被法学界和金融界关注的是“孙大午案”。徐水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于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出具名为“借款凭证”或“借据”实为存单的制式凭证，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0余万元，涉及611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徐水县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处罚金10万元。孙大午案发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曾说：“过去制订的一些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亟待修正甚至废止，违反了这样的法，未必是一件坏事。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自此案之后，法学界和金融界学者开始关注民间金融，而非法集资与合法集资界定不清，也成为当时社会讨论的热点。 　　2005年之后，我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小民营企业生产规模不断壮大。而我国的货币政策近两年日益紧缩，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实体经济扩张需要大量的资金，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国有银行更多的面向信誉好的国有大型企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称：“吴英案例反映我们国家在金融领域管理权重和金融权重，我说一个版本的分布，国家的金融权重95%、省级的融资权重是3%、地市级的融资权重是1.5%、县一级融资权重的0.5%，吴英按照正常渠道是不可能融到资金的，所以她走向非正规的融资是必然的。”因为资本市场的链条资本评估、第三方担保、多方协议、托管、置换等，通过正规渠道融资的复杂性比造卫星还要复杂。如果上下庄融资形成一致的话语权，那么他的融资权是非常大的，我们的监管就会出现重大的问题。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称：“改革金融体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针对大机构设立，但并不适应中小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的需要，特别是不适应他们创新产品发展的监管需要。要积极引导并规范民间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