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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儒”梁漱溟未竟社会改造实验 　　“如果不是1937年日本的入侵，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模式’也许就在中国初现端倪了。” 　　这就是梁漱溟的抱负。他是要用2500年前“真正孔子”的儒家理性和情怀，融合“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去打造一条政教合一的民族复兴之路。 　　以上这般抽象的理论会在人脑海里呈现出怎样的情景？大凡记忆里装满了各种“儒教”标签的人，在预设之后看事实的答案，大概会觉得难以想象： 　　在军阀混战、民生多艰的长镜头中，辫子和小脚还随处可见的山东农村里，出现了这样一些画面：人们引进了美国新品种的优质棉花改良本地棉种；建立了各种农产品的生产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开始向农民们提供低息贷款；乡里、村里都建起了培训学校；农民们组织起来造林、修路；大家开始投票选举，以及实践基层民主自治…… 　　或许，上面这些关键词会让一些人联想到当前遍布神州大地的“新农村建设”，但实际上，梁漱溟当年在山东邹平的这块试验田，还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儒家精神是一种生活 　　1931，农历辛未年，也是中华民国二十年。这时候，江西苏维埃政府的土改正如火如荼；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正在何应钦等人的带领下“剿共”；长江发大水淹死了14万人，中下游5000万灾民流离失所；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 　　“那个时候，中国是四分五裂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把大家组织起来。军阀都是各顾各。”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就有很多忧国忧民的人在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不管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还是经济上想办法，都有人在想和做。各式各样搞乡村工作的，就有好几百处，梁漱溟所在的邹平实验田是其中的一处，也是规模、影响都相当大的一个。 　　1924年，正是梁漱溟在学术界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他自己却选择了离开北大讲台，辗转多地办学，做农村考察。 　　梁漱溟在一生中多次申明自己“未尝有意讲求乎学问”，与别人尊他为“大儒”“大师”“思想家”相对，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 　　“他这并不是自谦的话，”梁培宽说，“他是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西方的哲学是‘爱智’，哲学是一种思维的活动，在智力上比较、在理论上发展。西方的哲学家，在思想概念上很讲究，但是他们只是‘讲’。而孔子的东西，是要去‘做’，要身体力行。我父亲认为，儒家精神是一种生活，这其中的‘哲理’只是一种副产品。它本身并不是哲学。” 　　后来他与熊十力之间关于儒家精神的分歧和争辩，也源于此。所谓“正经事”，究竟应该是去“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还是应该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在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看来，梁漱溟的路子，是“精神的下坠”，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一种堕落。 　　但梁漱溟自己却觉得，那些精密而华美的哲学思想体系、理论架构，是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并不是无限的、最高的。他是要直面现世的问题去独立思考和求解。而中国问题，是他矢志一生苦苦求解的问题。 　　他在80多年前，做出这样的论断：“改造中国必须从基层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区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 　　梁培宽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候的人们，是真心实意去干，没有人逼迫他们。他们都是自愿放弃城市里优越的生活，抱着一份理想扎根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做实验，去为中国找出路。一呆就是很多年。有这种精神的人，是符合‘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标准的。” 　　那时候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为做官，也不是借此名号“镀金”，发不了财，更不是为了去凑热闹“表演”一番以赚“粉丝”。 　　当时搞乡村建设实验的知识分子，还有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人，每个人的思路不同，做法也不一样。梁漱溟并不认为自己的路子就是唯一正确的，但他觉得，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探索解决之道的过程中，大家逐渐会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来。到时候，中国就会有“乡村建设大联盟”的新的政治力量崛起。 　　据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记载，1931年，包括梁漱溟在内的一批人，得到了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在邹平县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1932年底，“中华民国内务部”通过了在各地建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的条例，邹平随后正式被列为山东省的实验县，已经建起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获得了一个官方的“名分”。山东省又直接将邹平实验县划归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属。 　　这样，就搭建起来了一个“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平台。 　　把社会变成一所学校 　　1933年，8岁的梁培宽跟着母亲、弟弟一起，搬家到了邹平，租了老乡的房子住。 　　在他年幼的记忆中，这个县城最繁华的一条街，就是从东门到西门的一条土路，一下雨街上就是水洼。县城里没有楼房，全县最高的建筑物是天主教堂尖尖的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晚上出门得带手电筒。街上的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