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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图片编辑理想 　　腾讯网在北京的办公地点坐落在海淀区知春路的大运村附近。这个地方有一片由几所大学共建而成的学生宿舍区，街头巷尾小店林立，熙熙攘攘的青春气息让这里像它的地名一样，充满朝气。王崴每天要坐一个小时的地铁上班。她住在立水桥，那里聚居着很多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如果不特意说明，站在地铁站里的人流中，王崴看上去和擦街而过的大学生并无二样。而这个年轻的姑娘，从腾讯图片频道《活着》栏目创办伊始就担任其编辑，至今已经两年有余了。 　　于2010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推出第一期的《活着》栏目的宗旨简单明了：用专业影像关注普罗大众，反映社会现实，不回避真实存在的苦难。 　　据腾讯后台统计，两年里，《活着》共出刊236篇纪实图片故事，平均每篇浏览人数为350万人左右、有2万人参与评论。这些数据说明《活着》受到了网友们的认可。 　　惊心动魄的“卖肾车间” 　　回顾2012，王崴首先说起的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报道经历。年初，王崴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条关于卖肾的新闻。 　　那一阵人们都在调侃要“卖肾换iPad、iPhone”（某些报纸上出现此类充满噱头的新闻）。外界对卖肾一事只停留在猎奇层面，但鲜少有记者真正调查过“卖肾网络”。凭着多年编辑的直觉，她觉得这个“点”如果拍成一组图片故事，肯定是组好故事。 　　但想要摸清卖肾产业链的来龙去脉，没有摄影记者进去卧底，肯定难以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些摄影记者都是我的朋友，于公于私，我都不想他们出事。”就在她犹豫之时，一个摄影记者向王崴表示他愿意去拍。“这名摄影记者跟我合作过很多次，我知道他是非常有专业精神的，也非常有魄力。他执意要以卖肾者的身份，去卧底杭州一个非法肾源供养基地，记录下接头、体检、配型的全过程。” 　　2012年5月14日上午，这名摄影记者抵达杭州火车站，与外号为“蓝天”的马仔（在卖肾产业链中，负责一些简单的管理工作的小伙儿，通常就被称为马仔）接头后，开始进入一个叫杭州“肾源基地”的地下窝点，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卧底调查之旅。 　　这也是王崴最紧张的15天。摄影记者与马仔接上头之后，就被安排在卖肾者的集体宿舍，等待配型。一旦配型成功，就会被安排做切肾手术。“他每天只有在傍晚放风的时候，才能偷偷给我打电话，我真的特别担心会出事，还好他是AB型血，不那么容易配上型。听着每天传回来的消息——哪些卖肾的小伙子比较愿意聊天，马仔是什么样的人，卖肾的‘标准化’流程是如何操作等等，我知道这个图片故事拍成了。” 　　半个月后，摄影记者趁着一次放风的机会逃了出来，还顺带解救了一个在卧底时关系很好的小伙子。随后，王崴从记者拍回的照片中筛选、编辑出26张，并特意挑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作为这组图片故事的结尾。 　　“‘卖肾车间’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就想出来了，叫车间，是因为卖肾网络已渗透全国，如流水线一般高效运转。” 　　图片故事上线之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很多地方报的记者都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愿意跟进这个事件。警察也很快端掉了这个窝点，那些卖肾的小伙子们被遣返回乡。”中间经历的复杂王崴已不愿多说，不过她仍然认同：“这些小伙子在他们无法后悔之前，必须有人阻止。” 　　帮助沉默的大多数 　　王崴说，如果将《活着》当作一个人来想象的话，她希望是善良、勇敢、灵动的。 　　“善良指的是，我希望我们的栏目分分钟都是有人本关怀的，能直面生活中的不公、报道个体遭遇的不幸……我们有着可以迅速传播的网络平台，能为那些身处角落的群体说些什么，这个栏目才有意义。” 　　今年年初，《活着》栏目上线了一组图片故事《割皮救女》。16岁少女迎春在打工期间遭人纵火，全身90%烧伤。由于无力支付植皮费用，其父张进友主动提出为女儿捐献皮肤，誓要“割皮救女”。这种磅礴父爱让很多网友都流下了眼泪，在评论中表示想要帮助这对父女的留言比比皆是。 　　由于《活着》栏目本身不具备对公众募捐的资质，而且近年来对于募捐善款的用途一直都比较敏感，王崴每周两次的栏目更新工作也已经让她忙得脚不点地，但她觉得《活着》作为一个平台，有责任创造机会，让读者能做些事情，发挥社会中仁爱的正能量。 　　于是她找到“腾讯公益”，内部方便的沟通让她可以尽可能不费时地做成这件事。当在图片故事的封面下方公布了为小迎春募捐的账号之后，网友的捐款蜂拥而至。三天之内，就募集到善款50万人民币。“更令人感怀的，是影像与观者的互动。《活着》的读者不是冷漠的旁观者，更不是绝望的抱怨者，他们易感、仁爱，是草根公益的行动者，尽己所能去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普通人。”王崴说，“同时，我也不想将《活着》做成一个只展示苦难但不改变苦难的栏目。” 　　“勇敢”，王崴希望她的栏目是“第一个敢于发声的人”。《活着》图片故事中的主人公，包括抗战老兵、卸煤工、孤寂老人和流浪汉……这些站在角落里的人群有着对现实的不满与诉求。 　　曾在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