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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冲击计量分析 　　摘要 在低碳经济的发展如日中天的形势下，经济快速发展所诱发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已是大势所趋。“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绿色信贷”（Green Credit）等新措施，为环境治理投资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98-2008年工业GDP、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气治理投资额，使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误差修正模型（VEC）和脉冲响应函数（IRF）对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冲击路径进行模拟。得到的结论是，我国目前环境治理投资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有正向的冲击,但冲击持续的时间较短。与此同时，环境质量的变化会给环境治理投资带来长达10期的较大幅度的冲击，并且随着环境治理投资的效应逐渐显现即环境质量的改善，环境治理的投资额逐步下降。鉴于这种情形，我国政府、商业银行和企业应该加强对环境的关注，建立环境治理投资的长效机制，调整投资结构，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 　　关键词 环境质量；环境治理投资；CDM；绿色信贷 　　中图分类号 X19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061-0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10 　　 　　1997年，全球84个国家在日本京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就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达成协议，这标志着加大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时间进入到2003年，英国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自此，“低碳经济”开始了它风靡全球的旅程。与其相伴而行的是不断涌现的一系列的新鲜词汇，如“碳金融”、“赤道原则”、“环境金融”、“碳排放交易权”、“CDM”、“CERS”、“绿色信贷”、“能效贷款”等等。其中，“赤道原则”为银行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提供了一个基准。“CDM”机制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手共同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平台。“绿色信贷”为我国商业银行评估环境风险、改善信贷体系提供了契机。虽然根??《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我国在2012年之前，尚不需要承担减排任务。但是随着时间推移，2012年已经近在眼前，改进环境质量，融入低碳经济的浪潮是我国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1 问题的提出 　　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似乎永远是跷跷板的两端，如何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不失为解决这一矛盾的良策，但是在投资之前，如果能够了解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冲击路径，便可制定相宜的投资策略，选择合适的投资路径,以实现投资效应的最大化。 　　本文选取1998-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作为样本，使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误差修正模型（VEC）和脉冲响应函数（IRF）对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冲击进行模拟。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首次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概念，并指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上升，在高收入水平上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即呈现“倒U”形的趋势。随后，国外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之上对EKC进行修正并预测拐点。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EKC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赵云君和文启湘通过对我国1990-2002年排污量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比较，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呈现较弱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因此，我国完全可以放弃“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1］。张学刚和王玉婧指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规制的结果而不是内生机制，当前我国各地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实际上是同步增加的正相关关系, 这与我国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环境污染的政策取向密切关联，同时指出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环境质量的自动改善, 只有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强化环境规制, 才是真正有效的途径［2］。冯相昭和邹骥指出CO2排放的主要驱动因子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而能效的提高以及能源结构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排放的过快增加［3］。林伯强和蒋竺均采用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法（LMDI）和STI RPA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人均CO2排放的主要因素，指出中国CO2库兹涅茨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