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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对“理性”认识过程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1]。接下来的100年里，斯密提出的竞争性市场（competitive market）概念，经过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弗里德里克·巴师夏以及卡尔·马克斯等学者的努力，逐渐被学术界、商界广泛接受。经济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次革命：首先是“边际主义”学者英格兰的威廉·史丹利·杰文斯、法国的里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分别在著作中提出边际价值（marginal values）（该价值区别于以往文献中关注的总价值或者平均价值）在决定消费水平、生产水平和价格水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生活在十九世纪上叶的大卫·李嘉图开始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改造，成为一门演绎科学，自此，经济学研究开始基于简化后的基本假设，他的成果汇集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2]一书中；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1890年出版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原理》[3]中将经济学者中新兴出现的图表分析方法进行大力推广，最终成为该学科经典的研究方法。 　　在经济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中，无论是方法上的创新，还是理论上的突破，多少都存在阶段性的特点。关于经济学基本假设“自利”（Self-interest，后称作经济人、理性性经济人）的讨论一直持续不休，。下面，笔者将从亚当·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行为动机基础开始，回顾理性概念在经济学发展中的演进过程。 　　一、自利动机和“看不见的手”——斯密的思想 　　斯密在人行为动机的假设上，并未像其支持者或反对者指出的那样，人的行为完全是由自身的“自利”倾向驱动的(陈太福，2000)[4]，而且“自利”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并非未经检验就提出来。斯密认为，市场竞争会控制自利行为；而市场竞争和市场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和社会习俗的约束，还会受到一些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s）的监督，以及行为人自身倾向于做出正确行动心理的驱使。还必须指出的是，斯密承认社会中的存在非自利的力量，因此他在进行分析研究时，并未完全将人类的行为建立在完全的前提之上。《国富论》中提到人并不都具有“自私的缺点”，所以人们会受到陌生人行为的影响。因此，“自利”在斯密的理论中有限度的。 　　总的来说，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自利”的驱动力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下影响人们的行为。从斯密的叙述中，可以总结出看不见的手包含两个方面——市场竞争和道德规范。看不见的手，不仅对那些对自身自利性缺乏清晰认识的人，还是参与经济活动时喜欢游离于法律规范和普世标准之外的人都产生重要影响。“自利”的提出成为经济学“理性”假设的发端。 　　二、“理性”经济思想的出现——马歇尔等人的贡献 　　十九世纪，在一批批经济学家的努力下，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正规的学科；经济学分析也逐渐引入数学和图形工具，经济学研究对象—决策者（decision makers）开始具有斯密假设的一些属性，而且建立起被现代经济学称作“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分析基准（又被称作是具有完全自利的人）。 　　到了1920年，马歇尔再次出版《经济学原理》时，他肩负起推动经济学发展的两项重任，一是向人们展示怎样利用最简化的行为动机方程来分析经济行为，并对行为进行有效的预测，这一突破是经济学迈出了“准科学化”（quasi-scientific）的步伐。马歇尔给出了一个基本假设：经济行为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来实现“自利”的行为。也就是说，其他诸如非自利动机既没有被否认也没有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只是在研究是被暂时忽略掉，更多的关注一些重要的过程。马歇尔指出，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避免的，研究时暂时去掉一些复杂的设定的方法在科学领域中很常见。 　　马歇尔的第二个任务，展示了数学和图形工具可以大量的用来分析问题和预测结果，但马同时提到并非所有问题分析都要用到以上方法，他看到了数学方法在刻画人类行为动机的短板。 　　与马歇尔同时期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克斯蒂德。相比于马歇尔，这位学者很少进入人们的视线，他的贡献也远不及马歇尔，但他在“理性”思想发展的路径上却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和马歇尔在方法论上都引入边际分析法，但他的分析路径却与马有着明显差异。首先，他坚持认为假设交易双方都依靠纯自利动机来知道经济行为是毫无必要的。交易双方（买者和卖者）会综合自利和非自利的动机来完成市场交易；其次，他认为所有人从事任何活动的出发点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不断努力降低消耗，另一方面有效利用稀缺资源，最终获得各自的福利，其行为动机可能同时基于利己和利他的主义。可以说，威克斯蒂德并未将“自利”作为唯一的分析起点，而只当作分析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