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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赫金到汪曾祺,一次东西学海探险 　　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周志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著名学者钱锺书曾这样总结中西方学术的交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管锥篇·序》，钱锺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P1)。用他另一个常用的词来描述就是“打通”——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各门临近学科。中西方学术固然有差异，但在思维层次、心理惯例等方面也有可资互相阐发之处。假如我们不拘泥字眼的话，无论是“西学中用”还是“中学西用”，或者“中西互用”，最高理想也可以说是“入于化境”(《七缀集》，钱锺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P78)。也就是说，无论是“化用”西方学术理论，还是分析目的语文本，最高境界是能做到“如羚羊挂角，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本《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便是作者在东西学海进行的探险之一，也是他力求“打通”中西批评与文本分析的代表作。 　　笔者以为，这本著作的核心阐释角度是“语言形象”，更确切地说，是“汉语形象”。“语言形象”是巴赫金思想的关键词之一。语言形象研究者认为，除了关注作品的人物形象和场景形象外，语言本身构成的形象也不能忽视，因为很可能文本塑造的语言形象与人物形象并不一致，甚至互为冲突。在书中，作者以美国学者麦克列林对英国诗人布莱克《羔羊》一诗的分析为例，阐述了语言形象概念的确立。作者认为，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一方面要理解语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场景形象，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领会语言塑造出来的语言形象的意义。接下来作者又对汉语形象的生成做了阐释。汉语形象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汉语语言本身的内涵意义，二是汉语语言塑造出来的形象意义。以前者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汪曾祺后期小说的语言特点，作者认为汪氏小说的语言魅力体现在“其语言所呈现出来的感人的审美韵味”，即“现代韵白”。这是作者潜心研究汪氏后期小说的独特发现，也是此书的核心价值所在。从后者出发，作者逐一阐述汪氏小说折射出的“现代文人的语言镜像”，汪氏小说中的“民间想象”和汪氏???现代文人自我”的发现。如果说在“现代韵白”一章的分析中，作者还亦步亦趋，条分理析地做着新批评看重的“文本细读”工作，那么在后三章中作者则不时加入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甚或是时评。例如在传统的四种民间想象之外，作者提出了民间想象的第五种模式：现代文人意蕴。这毋宁说是创见，是细致解读后的“新得”，不是一般的心得了。 　　理论观点的阐述离不开文本的细致分析，作者“细读文本”的功夫煞是了得。就笔者所知，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西方文论以来，不少学者趋之若骛，理论阐发沸沸扬扬。更有甚者，以理论来套文本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以某一理论家而自居者也不少。笔者以为，西方文论的大量涌入只是提供了一种供人思考的思路，不能一见到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就要去研究劳伦斯(D.H.Lawrence)的《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不是一接触“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就去找多恩式(JohnDonne)的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ms)。此书作者恰好相反，做的是“从文本中来，到文本中去”的细活。除细读《汪曾祺全集》外，作者还广泛涉猎相关的古典及现代著作。重要的是作者能从汪氏众多的小说中分析总结出“现代韵白”这样一种学术发现。从“语言规律”到“语言基调”，再到“起止自在”，众多小说之分析济济一堂，却在作者的笔下有条不紊，各归各座。 　　在阅读作者精彩分析的过程中，也触发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以上述的《羊羔》(Little Lamb)诗分析为例。麦克列林从诗歌最后两句的核心词bless(保佑)出发，指出此词的词源与blood(血)有关，认为基督教传统的bless就是以血来“涤罪”，即血祭。那么诗人通过重复“血祭”这一词语塑造的语言形象就带有惊悚甚至恐怖的意味，与全诗营造的上帝权威和蔼形象有巨大出入。这是一种启人思考的独特分析。形式主义者分析作品时也喜欢这么做，着重文本的语词、格律、结构等内在因素。例如什可洛夫斯基对英国18世纪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小说《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一译《商第传》)的分析就是有名的一例。他认为斯特恩在小说中不考虑传统的情节安排，“以破坏形式的办法来构成小说的内容”，“正是由于《项狄传》的情节编构艺术成功地实现了对生活本事的‘奇特化’(即“陌生化”)，因此《项狄传》是‘世界文库中最典型的小说’”(《外国文论简史》，刘象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P261)。对于何为小说，各有各的说法。至于《项狄传》，说它是“最典型的小说”，一般西方学者还未有认可。在我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著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