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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大国崛起微观基础 　　大国的经济崛起往往引发对其经验的解读，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即是最新的版本。在美国模式论和日本模式论——两大经济体崛起过程中形成的大国经济模式论——之中，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都占据了核心位置，但是，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这一问题却基本付诸阙如。 　　上述现象与中国创新领域中或可归纳为现代版的李约瑟难题的一系列悖论有关。现代版的李约瑟难题宏大而复杂：这一难题，不但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或面临不同约束条件的企业群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首先，就不同产业群的差异而言，我们发现，在当下最为重要的电子和汽车产业中，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世界级企业，而同样时间的高速发展却为日韩催生了一大批进入国际技术前沿的企业。相反，在诸如新型能源等产业中，中国企业的技术轨道却有所不同，有实现赶超的趋势。 　　其次，不同企业的创新活动也存在差异。外企主要致力于将其管理经验和研发成果直接投入中国市场，国企的创新活动在2006年之后正在发生变化，而部分民营企业则在持续进行具有本土特色的创新。 　　笔者无意亦无力对现代版的李约瑟难题给出全面分析。本文目的是回顾竞争优势在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性转移，以汽车和电子产业的创新活动为中心，以部分理解这一难题的形成机制。 　　一、竞争优势的国际转移 　　在经济发展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上，经济学三大流派罕见地一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索洛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将技术进步置于基础性地位；演化经济学则直接将经济发展和生产要素的崭新组合方式的连续出现视为同一过程。熊彼特的以下论断或许最为直观：开启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其不断运动的基本推动力来自于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新的工业组织形式。 　　“创新”在当今已是一个流行词语，但关于创新的具体性质却值得讨论。首先，创新往往被理解为技术创新，但熊彼特在其经典论述中实际已将创新区分为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两大类别。在管理学经典文献中，技术创新被细分为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而组织创新则可细分为企业内分工形态的创新和企业间分工形态的创新。其次，对创新的认定有宽严之别。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创新指发明或创意的首次商业化——这可称为原创型创新。依照这个定义，由于中国现有商业模式大多是对美国业已存在的商业模式的模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互联网产业也几乎无创新可言。但是，在稍微宽泛的定义下，对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创新进行调整、并将其投入不同市场的活动也可以认定为创新——这可称为模仿型创新。在第二种定义之下，中国互联网企业仍然是创新的主体，毕竟这些企业开发了中国这个“新市场”。 　　如果说，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必然与各国的创新活动有关。从创新角度把握竞争优势的国际转移，存在两种相互补充的进路。其一是国家创新体系说，其二是企业创新活动说。前者流布甚广，而后者的影响较为局限。前者关注的是大国崛起的制度环境，而后者分析的是大国崛起的微观基础。 　　国家创新体系说将产业、大学和政府视为创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强调三者构成的网络或整个国家的“社会能力”与创新活动的关系。这一进路的意义在于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分析，系统地展示制度形态对于创新活动的关键作用。但是，在国家创新体系说宽广的视角之下，企业的创新活动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国家创新体系说几乎将所有和创新有关的制度安排都纳入分析框架，但却难以展示具体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 　　聚焦于企业层面创新活动的学者为我们把握创新活动和大国兴起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视角。对于他们而言，正如熊彼特强调的，在市场经济之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教科书意义上的价格竞争，而是围绕着创新而展开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大国竞争实际上也就是不同生产方式或创新方式之间的竞争。而所谓创新方式，是指创新活动中各种要素的结合方式。而创新方式的创新，则主要表现在创新主体的变化或创新类型的扩张。笔者认为，创新方式的创新，是决定竞争优势国际转移的微观基础。 　　1.美国体系 VS 英国体系 　　工业革命最早出现在英国，但其最为丰硕的果实却被美国收获。19世纪中叶之后，美国开始在某些制造行业超过英国。这当然可以从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等角度进行解读。但是，经济史家的研究表明，这种赶超归根到底是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压倒英国体系（British System）的结果。 　　美国体系一词源于亨利?克雷1824年在美国议会发表的演讲。克雷所说的美国体系指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完善金融体系和以关税等手段保护国家利益的政策，其目的是对抗英国。在这里，美国体系是作为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