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历史、现实与反思.docVIP

公共舆论历史、现实与反思 　　舆论与话语霸权的争夺战 　　唐小兵：拙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出版后，有些朋友认为我描述的现代中国的舆论有很强的价值偏向，比较偏向于“星期论文”那样理性的、以学院为基础的，然后以学术共同体为依托的公开表达，对于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所代表的这样一种激进的舆论形式缺乏“同情的理解”。这种批评，以及当下公共舆论发展的态势，让我重新思考胡适、傅斯年代表的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舆论形式在当下中国遭逢的困境，而公共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问题也浮出水面。“星期论文”代表的这样一种理性言说，最后要达成它的政治诉求是比较困难的，最多只能在一些比较精英的阶层有一种召唤力量。当它要往下层、往一般的民众扩展，来进行政治实践和政治运作的话，它也许会遇到很多的阻力或者说无力感。民众可能根本无法被精英话语召唤，更谈不上理解这一套启蒙话语。 　　 　　显然，近代中国的启蒙文化这样一种公共舆论，从晚清开始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呈现出复杂的光谱，一个让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当时的知识人和政治人心目中，启蒙跟宣传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知识人、报人和党人的心目中，很可能宣传跟启蒙的差异没有像我们这些后来人所想象的那么明显。就是说，宣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当时的人看来，也是一种启蒙，甚至是一种更有效的启蒙形式。新闻传播学经常讲“引导舆论”或“舆论导向”问题，就尖锐地提出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舆论与宣传的分野。极端地来说吧，一种被操纵的舆论，可能不是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让每个人个体的言说汇聚成一种共识，然后对这个社会起一个引导作用。舆论背后有一种政治力量的运作，但是，如果它成功地达成了某些正面的政治目标，我们是不是就不能简单地说因为它是被操控的、没有自主性的言论，所以它仅仅是一种被操控的宣传，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应该被抛弃？比如清末的反满意识的建构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革命党人的反满宣传自然对中央王权是离心力加速了其分??离析，但是辛亥革命一成功，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口号就出来了。 　　公共舆论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也是我在这本书里讨论得相对不充分的议题。关于认同，《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的讨论重心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比如说胡适、丁文江等人的“重建社会重心”，左翼知识分子对文人阶层的批评，但是国家认同跟舆论之间的关系，讨论得比较薄弱。民族国家的认同到底主要是诉诸理性的启蒙，还是诉诸情感上的动员和大众民意，自由主义式的公共舆论有无可能与民族主义实现内在结合，最后走向一种超越了狭隘层面的自由民族主义，也许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议题。 　　“代表性危机”，是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冲突的表现。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既代表理性，又代表民意，有着一种很强烈的“代表意识”，传统中国士人的苍生意识和民本意识，是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知识人的“代表权”，也就是少部分人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发表他们的观点这样一种不证自明的“权利”遭遇了危机，尤其是现在互联网发展以后，就出现了一种更强劲的“代表性危机”或者说“代表权的挑战”。邓野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认为民国的政治逻辑就是武力的逻辑，报刊舆论也好、政治谈判和协商也好，归根结底，背后是一种武力的逻辑。陈志让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也有类似的看法。这些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倒逼我们重新来理解民国时期的左翼与右翼的知识人创造的公共舆论在民国政治当中扮演的角色。 　　最近在读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这本书让我反思对公共舆论的研究的路径依赖问题，其实舆论未必就完全是通过同仁刊物、大众报刊、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论等体现，它也可以通过口号、通电、标语、广告等多种形式来呈现，有表达的地方就可能形成舆论。不同的媒介形式也在表达不同的政治派别的立场与情绪，这样一种历史视角如果能纳入进来的话，对于近代中国公共舆论的研究，史料的选取对象就会更广阔，对公共舆论的探讨会更加深入一点。 　　许纪霖：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看法，公共舆论和政治正当性有关。政治正当性在现代社会取决于公共舆论。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正当性也取决于某种形式的公共舆论。因为古代中国有双重权威，天子有直接禀赋于天命的政治权威，但是张灏教授再三强调，还有另外一种权威，这就是士大夫所代表的“道统”权威。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双重权威。即使皇帝和统治者具有直接来自“天”的权威，但它的具体政策，依然要受到另外一重权威的制约，就是以儒家道统为核心观念的制约。儒家这个道统有一套义理，但是直接和政治发生关系的，就是在士大夫当中形成的“清议”传统。 　　“清议”最早为“乡议”，然后扩大为“清议”。它构成了很大的制约，既有体制外也有体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