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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一次被遗忘哲学史座谈会 　　2012年底，一本记录和反思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新书《守道1957》出版，颇受学界瞩目。 　　1957年1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召开，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著名哲学史学家汪子嵩看来，这次会议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当时的与会者中名家荟萃。既有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业已成名的哲学家，也包括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专家，还不乏其他学科的资深学者如朱光潜、朱谦之、金克木等。 　　4天的会议聚焦于对待教条主义的态度、怎样看待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遗产应该如何继承等问题。会上，贺麟强调的“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等看法主张引发了诸多讨论。不久，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这次会议被当作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加以清算，最终几近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被人遗忘。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守道1957》一书的编者和相关研究学者，并查阅相关资料，以期还原当年那场会议的前前后后。 　　“要开就开大的（会）” 　　1956年10月8日，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康德哲学专家郑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为座谈会的召开做了铺垫。 　　“‘开放唯心主义’这样一个极具冲击性的题目实际上是由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亲自提出来的。”《守道1957》的编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文中，郑昕以“一个腔子里关着两个灵魂”作喻，袒露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面临的政治和学术相矛盾的心理。“当年郑先生给我们哲学系55级开设康德哲学课时，就对我们坦言，他对康德很熟悉也有感情，但他又是系主任，也要求进步，那就不能不批判康德，可是他又不会批判。他说自己这门课大概没法上好，让我们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睡觉。”赵修义回忆。 　　在当时的郑昕看来，毛泽东于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解决这个深刻矛盾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头脑里的关系，不再像军队的“让防”与“接防”，而是理论的说服与心服。 　　建国之初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曾让全国的知识分子绷紧了弦，不敢轻易发声。转机发生在1956年。 　　这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首次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出实施“双百方针”。他宣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其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先后以演讲和撰文方式，详细阐释了“双百方针”，明确指出，在人民内部“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 　　这样的“早春”气象，令许多知识分子的心中重燃自由表达学术主张、促进学术繁荣的希望。 　　1956年夏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会议，率先为贯彻“双百方针”找到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突破口。而作为社科学术重镇的北大哲学系，此时也在酝酿一场在哲学领域突破坚冰、破除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引导不同观点展开争鸣的学术讨论会。（记者注：日丹诺夫，1938年开始负责联共（布）中央的理论宣传工作，被奉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或“权威”。在哲学领域，他积极贯彻斯大林的意图，1947年，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史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日丹诺夫的定义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奉为哲学研究之圭臬。） 　　“在这次会议的召开上，北大哲学系，特别是当时的系副主任汪子嵩先生是非常主动的。”赵修义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他想让北大哲学系那些还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学者尽可能地在学术上发光发热。” 　　“众人一致主张‘要开就开大的’，即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志者共同参与，共议复兴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大计。为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麻烦，于是议定把会议的名称低调定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曾亲历座谈会从酝酿筹备到会务全过程的方昕，在《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一文中写道。 　　继发表《开放唯心主义》之后，《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和朱伯崑文章，文章提出了他们在哲学教学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学术界获得普遍好评。北大哲学系趁机上报召开座谈会的意向，并获得了各主管部门的支持。 　　据方昕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