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片名翻译规范变迁.docVIP

华语电影片名翻译规范变迁 　　[摘 要] 纵观新中国电影片名翻译的历史，期间不同的翻译规范变化交替，不同的社会文化促成不同规范的产生。从新中国建立至1989年，华语电影片名翻译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些关注中片名翻译的规范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变化的文化背景和人们对电影的不同定位使电影片名翻译在充分性翻译和接受性翻译间不断变换。前卫、主流和过时的翻译规范在各个时期轮番上阵，体现出翻译规范的多样性和时空性。 　　[关键词] 电影片名；翻译；翻译规范；变迁 　　电影《金陵十三钗》在2011年年末掀起了不小的旋风。笔者在《法制晚报》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名”响道才顺，国片留洋有门道。[1]文章称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其海外片名从《南京英雄》改为《拯救》，原因是片方听从了好莱坞专家的建议。而在《金陵十三钗》正式上映后，我们发现其英文名是The Flowers Of War，有人译为《战争之花》。而回顾这些年人们对电影的关注，有一点不可否认：人们越来越关注一些国内大片的海外译名。 　　回顾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几十年，我们会发现中国电影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重视片名翻译的。张艺谋1987年获奖的电影《红高粱》，当时英文片名只是直译为Red Sorghum，甚至大多数情况下拿汉语拼音Hong Gao Liang代替。那么人们对华语电影片名翻译态度的改变，从张艺谋第一部海外发行影片片名翻译为汉语拼音到如今为一个片名翻译不惜在海外再做一轮宣传，公布改名事宜，可以看出，对电影片名的翻译，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全面发展背景下，也经历了一定的变迁。本文拟从图里的翻译规范论角度，探讨华语电影片名翻译规范变迁。篇幅有限，这里只涉及1949～1989年。 　　一、图里翻译规范论 　　图里认为翻译是受到规范限制的活动。[2]216这里的限制既包括翻译活动涉及的不同语言、文化和篇章传统间的系统差异，又包含翻译者自身认知的局限以及其他因素。其中限制力最强的是绝对规则，限制力最弱的是个人风格。两极之间的宽泛区域是通常称之为翻译规范的主体意识因素。在不同条件下工作的翻译者使用翻译规范时通常采用不同的策略，最终产生明显不同的翻译作品。规范本身并不是显性的，但是存在于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在两种语言、文化、篇章之间进行取舍，翻译规范便由此而体现。[2] 　　翻译规范具有多样性和时空性。同一时期可能存在三种规范：前卫、主流和过时的翻译规范。[3]62因为规范是不稳定的、变化的。它们变化时或快或缓。无论快慢，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重大的规范变化。在这种重大变化面前译者也不必过于惊慌。正因为规范的不稳定性，一些在某一特定时期被视为规范的因素在一段时间后有可能被视为过时或者落后的规范；而一些原本看起来落后的规范也有可能重新受到推崇。规范的时空性让规范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既会受到特定时期充分性和接受性的制约，也会受到较长一段时期内规范的时空性的限制。 　　在这里主要引用图里的起始规范来解释华语电影片名翻译的规范变迁。起始规范指译者要么以原文为准则，遵循源语的语篇关系和规范，要么遵循译语以及译语文学多元系统（或该系统的一部分）的语言和文学规范。[3]56起始规范决定译者翻译时的整体取向。图里指出，大部分翻译作品都不会处于两个极端，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一个位置，也就是说，译者可能会牺牲某些源语文化的规范，同时也会尝试打破某些译语文化的规范，具体位置在译者考虑过起始规范后决定。较少牺牲源语文化规范的翻译对于译语文化来说是一种“充分翻译”；而保留较多译语文化规范的翻译对于译语文化来说是一种“可接受翻译”[4]。 　　Toury[3]65指出翻译规范的建立主要有文本内和文本外两个途径。文本内指文本本身，译文文本是分析各种规范的根本，是各种不同规范的来源。文本外包含除文本以外的所有因素，如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翻译人员，翻译公司，出资人，社会文化状况，等等。 　　二、华语电影片名翻译的起始规范变迁 　　对于电影片名的翻译来说，规范形成的篇章环境就是电影的原名和电影的基本内容。而篇章外环境就包含了从社会、文化环境，到电影商业价值，观众的反映，等等。那么从新中国建立到1989年，华语电影片名翻译的规范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1949年至1979年。1949年的电影《三毛流浪记》（San Mao Liu Lang Ji），片名没有真正的英文翻译，只是汉语拼音。后来在1952年时的《南征北战》（Nan Zheng Bei Zhan）也是如此。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电影是人们比较奢侈的文化享受。当时的电影基本上是战争题材或是反映劳苦大众的。加上当时的中国与外界很少交流，人们不会想到一个电影还需要有一个英文名字。而英文这个字眼对当时绝大多数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