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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龙泉窑青瓷艺术美 　　宋代青瓷不仅名窑遍布南北、不同窑口所形成的艺术风格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它们或在釉色，或在质料、装饰手法及追求似玉的效果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几大名窑中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以釉色取胜，耀州窑利用胎、釉的特点，以刻花、印花和划花等表现手法装饰瓷器。宋代青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还表现在追求厚釉失透的效果，这一重大成果由龙泉窑制瓷匠师所完成，厚釉失透的工艺美使龙泉窑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的龙泉县，宋人庄卓在《鸡肋篇》中就已提到：“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廷制样须索，益加工巧”。据窑址调查和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掘表明，龙泉窑创烧于北宋，它是在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处于北宋早期初创时代的龙泉窑青瓷，胎体粗厚、胎色灰白、釉色淡青、釉层较薄；器物以盘、碗、壶为主，钵、罐也少量烧制；纹饰有波浪、蕉叶、团花等，表现手法多以刻花为主、并辅以蓖点或划纹。这时无论是釉色或造型、装饰，与越窑器物的特征相似。《鸡肋篇》中所谓钱氏贡瓷来源于龙泉窑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但从接受越窑影响这一特点来说，从中我们却能悟出龙泉窑与越窑之间的继承关系。 　　宋时，随着越窑、瓯窑趋于没落，北宋中期以后，地处浙南的龙泉窑迅速发展，南宋时取代了越窑的地位。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器型较早期明显增多，碗、盘以外，同一品种的瓶形器，在形制上也有多种样式。以龙泉窑居多的“堆贴龙虎瓶”，是宋代瓶类器物中广为流行的一种造型，不同的是龙泉窑制品大都有盖。这种瓶于肩部堆塑着一条盘曲舞动的蟠龙(图一)，这一独特装饰处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堆贴龙虎瓶有别，五管瓶的肩部有向上直立的五管(图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贺利女士通过观察，五管不通瓶身，因此她认为：“并不是有人所说的田间劳动者用麦秆穿管共饮，此乃祈求死者吉祥的随葬品”。(见外文出版社和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艺术》，2011年)这一新品种，显示出制瓷匠师在造型上不拘一格???构思。这时的装饰普遍采用刻、划花，装饰纹样有莲花、牡丹、水波、游鱼及缠枝花草，并多点缀蓖纹，再题材内容上与耀州窑青瓷具有共同时代特点，但刀法则不如耀州窑青瓷那样粗犷、犀利。 　　靖康之变，南宋迁都浙江临安以后，宫廷需要的瓷器由于官窑产量有限，一部分不得不仰仗龙泉窑来供给。此外，南宋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以发展对外贸易为基本国策，海外贸易的发达给制瓷业以强大的推动力。随着外销量的激增，致使龙泉窑的生产达到鼎盛时代。 　　南宋龙泉窑制瓷匠师吸收了南宋官窑的特长，革新生产工艺，烧制出白胎和黑胎两种精美的青瓷，但数量上以白胎器物为多，约占90％以上，代表了龙泉青瓷的基本特色。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胎色灰白，釉面无开片。黑胎青瓷(图三)：胎色灰黑，俗称“铁骨”，釉面多有开片。金村、溪口等窑址发掘中，两类青瓷残片多出土在同一层次中。因此，可以肯定是同一瓷窑所烧造的两种不同的产品。黑胎青瓷由于其胎色和开片所具的特征，有被认为是当年哥窑所生产的器物。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龙泉窑黑胎青瓷和哥窑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测试的结果，表明两者有一定的差别，否定龙泉窑黑胎青瓷为哥窑的产品，它们与传世的哥窑无关。 　　宋代崇文抑武，文化的普及程度相对较高，加之书画艺术的发展等多种因素，促使社会对文具需求量的增长。至南宋时，龙泉窑不仅生产日用器皿，还烧制诸如水盂、水注、笔筒、笔架、砚滴等文房用具。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龙泉窑青瓷船形砚滴(图四)，高9.1厘米、长16.2厘米，宽6.5厘米，是拟形器的佳作。砚滴做成浮置水面上的一条行船，船上仓棚、护栏毕具，而船中部身披蓑衣的艄工欲取斗笠的细节，使作品更增添真实、动人的情趣。船形砚滴以船舱为腹，腹之中空便于贮水，平缓的船头为出水口，体现出了使用者把玩、观赏时的审美取向。此外也生产供器、塑像和艺术瓷。而棋子、鸟食罐的烧制，表明南宋时龙泉窑青瓷造型的变化，更进一步适应和迎合社会文化与有闲阶层的多种需要，不断地开拓和日益丰富起来。宋代存在的复古思潮，在文学艺术上均有表现，它对工艺美术品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陈设品的制造方面反映更为明显。而宋代金石学的诞生、对青铜器的研究，更使宋瓷出现了不少仿古造型。与时代风尚相吻合，南宋龙泉窑青瓷也专门烧造用于陈设的仿古青铜器，诸如鬲、觯、觚、投壶等；仿古玉器有琮式瓶(图五)，是两宋时其他仿古瓷窑所不见的特殊瓶形器，它乃仿照周代礼器玉琮的形制烧制而成。在制瓷艺术领域中，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形器，打破了传统瓶形器的瓶身作圆形、卵形等形制，全部使用挺拔的直线，其四边的棱角毕露，高矮宽窄相宜，颈部和底部采用圆柱形，与瓶体本身形成方圆的对比。瓶身每壁中间的二条竖直线，与左右众多横短线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