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梁实秋译莎目下“中庸”.docVIP

小议梁实秋译莎目下“中庸” 　　[摘要]作为20世纪上半叶新文学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梁实秋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并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不管是其文学创作还是翻译都庶几“中庸之道”。本文通过梁翻译莎士比亚的目的来讨论其中庸思想，特别是因时而“中”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中庸 时中 文言文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036-02 　　中庸有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1]（p104）中庸的“中”是指适当，恰当之意，而“庸”是用，中庸意指体与用的结合。中庸之道要求人们遵循万事万物的和谐，至善状态。中庸又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1]（p49）时中作为中庸的内在精神之一，是中庸精神的“执两用中”原则的实际应用。时中，作为中庸的哲学的精髓，它与折中、调和主义有明显区别。所谓时中，即审时度势，一指随时而中，指的是时时处处无所不中；一指因时而动，指的是依据特定的时间地点，事件而采取灵活的用中举措。儒家的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鲜明的知识理性内容以及强烈的进取精神。 　　深受儒家熏陶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梁实秋在翻译中时怎样体现中庸观点的呢？ 　　一、辩证理性地对待赞助者的观点 　　梁实秋的译莎活动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胡适。作为赞助者，其对梁实秋的影响不容低估。译者对于赞助者的主观认同也是客观事实。勒菲佛儿认为，文学系统的两个控制因素：来自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和来自系统外的赞助商，前者制约作品的诗学形式，后者控制译者的意识形态。[2]（p14-15）而胡适正好是来自文学系统内部的赞助商，他不仅在诗学上影响梁实秋，而且影响其意识形态。 　　梁实秋显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在对原作理解和表达方面自觉地以中庸之道对待原作的艺术现实，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注意采取补偿的方法与译语进行调和。 　　在诗学方面，胡适对梁的译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文体采用，加注的重要性，保留标点等翻译方法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胡适在担任翻译委员会委员主任一职时曾邀请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和陈西滢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全集??他曾经对梁说：“最重要的用何种文体翻译莎士比亚，我主张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博译散文体。试验之后决定全用散文或两种文体。”[3]（p148）梁实秋的采用白话散文译莎显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并且梁本身支持白话文运动，他希望通过白话文体的语言形式，显现外来文学的陌生性，用以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借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表现力。但是他对胡适的主张也采取了一种辩证观点，在白话文化与文言问题上，胡梁之间不见得完全情志相投。胡适主张用白话，视文言为死文字，梁实秋先生认为文言没有死，语体文是继承文言文而来，主张文白夹杂。 　　外国文学的各类文体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创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白话文体陌生化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使中国产生了一次文言到白话，由汉语的地道到带有欧化成分表达的演变。“五四翻译文学的文体陌生化是译者伸入文体，又从文体转出的开拓者，是文化结构和重构的媒介者。文体陌生化首先通过文体表面形式表现出来，陌生化的归宿是推进文学革命和文学创作，陌生化和传统化是文体的冲突和对话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并将长期共存。”[4]（p94）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语言形式的陌生化和思想陌生化的统一，有利于五四文学形式的变革和文学内容的丰富。而梁实秋认为文言文体有其独特价值，在谈论文学创作时他说：“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八不’，其中有不用典，只说对了一半，写文章若大掉书袋，固难写出流畅自然句子，读来晦涩，令人生厌：但若能适当用典，白话文恰切使用文言，不但能做到最经济表达，而且使文句的内涵更丰富。我还以为要写出好的白话文，要熟读古文……今后散文发展，不能失掉传统，应努力将新旧脉流融合在一起。”[5]（P250）虽然谈论文学创作，但与翻译密切相关。在翻译中，梁大都善于通过文言文达到古今融合、文白交融的境界，其译文显示出健雅、挺拔的典丽之美。 　　在译莎加注上，梁也明显受到胡适的影响，但对胡适建议也是有选择的。 　　加注是异化策略的补充手段。在朱生豪《错误的喜剧》中只有一个注释，而梁实秋《错中错》中则用了四十几个注释。大量加注是梁的翻译特色，这不是梁实秋的初衷，而是在胡适直接影响下的结果。“开始翻译时，我想不加注而能使读者明了译文。译了几本之后，胡适先生要求我加注。我就补加了。”不过梁实秋对加注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译本加注并非难事，莎剧原文的版本都是有注解的，注得很详尽，像‘新集注本’尤其丰富。有许多注解都是有关涉及到原文之考证，不一定有助于读者对于原文之了解。所以我加注是有选择的，并不以多取胜。”[6]（p84）梁实秋的注解对于那些想了解西方文化却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