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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新陈代谢派日本美学再出发 　　引言 　　日本被认为是一个经历了多次毁灭性破坏与灾难的国家，有天灾，也有人祸。过去，在每次重灾之后，日本的城市都得以重建，建筑师因而有机会进行新的建筑实验，发展新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 　　日本建筑也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建筑史的现代化进程，常被等同于西化。著名的西式建筑鹿鸣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举行社交会议的场所，鹿鸣馆由明治政府兴建，用于款待贵宾及外国使臣，它象征着明治政府的西化政策。 　　在东京，还有少量大型西式建筑，如由德国建筑师赫尔曼·古斯塔夫·路易斯·恩德与威廉·伯克曼设计并于1895年建造的司法部，以及由辰野金吾设计并于1896年建成的日本银行。辰野师从约西亚·肯德尔，这位英国建筑师在明治时代早期曾受日本政府之邀担任外籍顾问。这些建筑重塑了东京发展初期的城市景观，并成为“现代”的象征，试图借此创造吸引西方关注的民族形象。 　　可以说，建筑充当了传递形象与信息的媒介。20世纪早期，日本建筑通常由政府官员和赞助商拟定营建计划，大多数建筑师在设计建造方面也基本迎合他们的想法。此时，日本建筑师尚未充分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社会文化角色。 　　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日本需要面对重建国家认同的问题，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扩张的危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新陈代谢派现代建筑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新陈代谢派提出了有关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新观念，这些观念与国家自我形象的重新构建紧密相连。 　　日本新陈代谢派现代建筑运动，不仅试图为“现代”打造新的象征物，而且力图重建日本国家认同。它继承了传统的建筑观念，认为建筑能够直接改善社会，改良民众习惯。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些作用。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师不同于他们的前辈，如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及昭和（1926—1989）前期的建筑师，前卫的新陈代谢派建筑运动，开始在建筑设计中积极地应用哲学和信息。不过，他们假定“建筑是一种媒介”，认为建筑形象能够传递其信息与哲学。 　　新陈代谢学派致力于未来派的高科技???托邦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他们全部努力的基础是一项基本原则：“城市成为形象（Lin 2010：xvii）”。并认为，关于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新观念，一方面有助于他们建立自己作为现代建筑师的“新”身份，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构建新的日本美学来重塑“日本性”的形象，并使其得到认可。 　　本论文旨在探讨日本新陈代谢派现代建筑运动，考察建筑师在构建“日本性”和日本美学时扮演的社会文化角色。与此同时，本文重点关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丹下健三，评价他二战之后对日本传统进行再创造的贡献。丹下的工作对20世纪60年代的新陈代谢派建筑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丹下健三与现代建筑 　　丹下健三是创立和推动新陈代谢派建筑运动的关键人物。1946年，他被任命为东京大学城市规划方面的助理教授。作为日本最杰出的现代派建筑师，时年32岁的丹下开始发展自己的哲学。在大学里，他与学生一起建立了他的研究室（丹下研究室），一边指导学生，一边与他们合作，创造了有关建筑与城市的新观念。丹下研究室培养出了不少深受其建筑哲学影响的学生。与追随者一道，丹下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创建了一个建筑师精英团体。 　　浅田孝提供了颇有影响力的支持。1946年，他从海军退伍，进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成为丹下的助手。同样重要的还有大谷幸夫，他曾与丹下合作研究东京重建规划，直至1958年大学毕业。这两位助手在丹下的一系列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作为组织者的浅田，他将各式各样的青年建筑师联合起来，使之齐心协力，最终形成了“新陈代谢派”。 　　1949年，丹下参加并赢得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设计竞赛。根据要求，他要在广岛市中心的广阔区域内建造博物馆、体育场、礼堂及其他文化设施。对丹下而言，公园既要纪念当年的悲剧事件，也要成为城市的功能核心。和平公园项目在1950年10月《国际建筑》上刊出，这给了他在日本之外建立更广泛网络的机会。项目得到了认可，并吸引了勒柯布西耶事务所的约瑟夫·路易斯·塞特，他邀请丹下和前川国男参加1951年于英国霍兹登举办的国际现代建筑学会（CIAM）会议（KoolhaasObrist 2012：110）。 　　看到我们的国土化作一片焦土，布满了混凝土建筑物的残骸，我们产生了在一张白纸上绘制一座新城的梦想和希望（Kenzo Tange 1971，Trajectory of Urban design，Shinkenchiku，August 1971 cited in KoolhaasObrist 2012：102）。 　　考虑到原子弹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破坏，丹下更广阔的整体城市规划与会议主题“城市核心”关联紧密。丹下的规划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