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莫言三个故事解读.docVIP

我对莫言三个故事解读 　　莫言在众多媒体（主要是西方媒体）的争议声中走上诺贝尔讲坛，他本来可以对媒体上的误解与攻击置之不理，因为能够代表桀骜的中国形象登上这个西方神圣讲坛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他的胜利。但是他还是愿意回答这些误解与攻击，方式仍然是讲故事。他说：“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又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上面的两句话，让我一度把这一部分的三个故事解读为莫言在西方媒体面前的自我辩护，后来细读之下，我觉得我的理解不全面，我们与其把它看作是莫言在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把这三个故事看作是作家站在世界讲坛上对更多的听众讲述的寓言，通过三个故事表达了人们所关心的莫言有关个人与社会、体制和宗教的三重关系。当然，莫言既然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就注定不会有明确的结论。故事不是猜谜，可以有多种理解和诠释。我仅谈谈自己的理解。 　　人如何使自己保持真实 　　第一个故事，他说了他在念小学时的一次告密事件：在集体参观忆苦思甜教育展览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了表示悲伤而努力装出痛哭的样子，只有一个同学没有这样做：“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这是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教育下已经开始出现了扭曲心灵的伪善性格，把原来发自内心感情真实的“哭”演变成为政治上表示进步的举动，不仅如此，由于伪善行为本身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所以他们特别害怕看到有人在这个集体中不参与表演的行为，伪善者特别讨厌的就是真诚，因为在真诚的面前，伪善者就感到了作假的困难。那位没有参与痛哭表演的同学并不是什么觉悟的先驱者而只是心灵中单纯善良暂时还没有受到戕害。但是很快灾难就来了，有十几个同学向老师告发了这个同学，其中也包括莫言。于是这个同学受了警告处分。单纯的孩子无法在虚伪成风的环境下苟且地生活下去，他只活到四十多岁就死了。莫言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如果在一个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环境里生活过的人，对这个故事都会产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当一部分人们对于某种外在理想原则作了绝对的确认以后，这部分人们就成为一个“集体”，他们在共同的理想原则下生活，为同一的理想而奋斗；这对于自愿加入这一团体的成员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理想的信仰，无论宗教、政治、党派都需要克服个性的欲望和权利，以最大能量奉献于理想事业；但是当这个原则扩大到集体以外的范围，要求集体以外的人也必须遵从这个集体选择的理想原则，这就变得荒诞和非理性。当某种理想被强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并且利用集体的统治力量使它成为人人必须遵从的教条的时候，那么荒诞也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它会摧毁所有影响所及的人的个性选择。中国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王道，但事实上人类世界历史上无数的战争、杀戮、镇压、刑法等等，都是在“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堂而皇之的正当理由下进行的。这是人类通往奴役之路还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分歧点。一旦选择了奴役之路，那就意味着个性的毁灭，所有的人必须被迫伪装成服从，尽量使自己取得与集体的同一性。因为只有在这种集体的同一性下才能获得安全感。莫言把“当众人都哭”和“当哭成为一种表演”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集体与个人的异己关系，而后一阶段，则是在个性已经被毁灭的前提下个人是否还有消极存在（不伪装）的可能。我突然觉得，莫言的这个故事呼应了巴金先生生前呼吁“讲真话”。巴金的呼吁曾经遭受到许多人的讥笑、讽刺和鄙视，那些讥笑者故意混淆和模糊“讲真话”的背景，把“讲真话”曲解成“小学二年级”学生就可以做到的低级要求。但是在巴金看来，中国的特定政治环境下要做到“讲真话”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在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可以保持不说假话。“讲真话”和“不说假话”也是两个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后者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不为之的保持操守的措施。而莫言的这个“小学生装哭”的故事，又一次明确分清了两类“不哭”的允许范围和限度。 　　人如何才能证明价值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军队期间，莫言一个人在看书，老长官推门进来，显然是找平时坐在莫言的办公桌对面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不在现场，于是老长官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人？虽然用的是问号，但明显不是在问莫言。少年气盛的莫言被这种漠视他存在的态度所激怒，于是冲动地抢白老长官：“难道我不是人吗？”这样的调侃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经常会遇到的，并没有什么尖锐性的含义。这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1980年代初人道主义思潮刚刚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作用的时候，在这个背景下大声疾呼“难道我不是人？”留下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痕迹。但是，莫言在这里偷换了对话中“人”的概念：老长官说的“没有人”是指他所要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