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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张宏达先生 　　二十八年的良师益友 　　 　　我第一次拜访张宏达先生是1982年6月中旬。1981年我们在考察了云南保山、德宏和临沧地州的野生茶树资源后，因异种很多，就请张先生作进一步物种鉴定。在中山大学生物系大楼三楼一间简易办公室里我们首次见到了久仰的张老。当时年近古稀的他，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这可能与他几十年来从事野外考察工作有关。他对有求教于他的人十分和蔼可亲，毫无权威的架势，顿时消除了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二楼一间偌大的标本室里，我们将携带的标本一一清他作鉴定。尽管他是山茶科植物的分类专家，但还是对标本的每个部分都详细观察，尤其是花器官的每一个细末都毫不放过，遇到疑难的材料就从馆藏标本中拿出模式标本(Typus)反复对照，并与我们讨论切磋，如确无相似之处，再确定是新种或新变种，如云县茶房乡李家村的一株野生大茶树，基本特征与大厂茶(Camelliatachangensis Zhang)一样，惟苞片特大而有殊，经反复研讨后才定名为大苞茶新种(Camellia grandibracteata Chang et Yu)。他的严谨学风使我们钦佩。 　　张老对标本非常爱惜，即使掉落一个小小的花瓣他都马上用桃胶粘上，按他的话说少一个花瓣都会影响到鉴定的正确性，所以他一再强调，野外标本采集一定要有花，没有花的标本是没有价值的。他的教诲使我们在以后的考察中少走了很多弯路。 　　张老还很谦逊，每次新种定名时都要将我们定为共同命名人，说这是对你们辛勤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后人的负责。如上述的大苞茶，Chang是表示张宏达(在标本命名上他惯用Chang，不用Zhang)，Yu表示虞富莲。在以后几年的考察里我们几乎每年都要请他进行标本鉴定，他都一如既往地接待，从不厌倦。他坦言，我们采集的标本增加了他馆藏标本的物种数量，还得感谢我们。 　　为此，他根据云南发现的大量新种(变种)，于1984年对茶树分类系统进行了修订。在这个系统的3S个种(变种)中，云南就有28个种(变种)，他感叹云南的茶树资源太丰富了，要不是年老体迈，真想再重登哀牢山，横跨澜沧江。1998年他在《中国植物志》上建立了茶组植物的最新分类系统，已成为目前国内外最经典的分类系统之一。 　　 　　踏遍青山人未老 　　 　　张宏达先生的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他早年为了摸清植物的群落分布、采集标本，踏遍了云贵川十多个省以及港澳、西沙群岛等地，所创著的植物区系(华夏植物区系)学、植物群落学在国内外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由中国专家创建的山茶科植物分类系统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认可度，张老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茶树原产地是国际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之一。因发现和利用茶树是对全人类的大贡献，所以原产地问题不只是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个民族自豪感问题。尽管早在200多年前Carolus linnarus就认为茶树原产于中国，但自1824年英国人Bruce在印度阿萨姆萨地亚(Sadiya)发现野生茶树后，便产生了多种论点，其一是原产于印度说，因1838年Bruace报道了在印度108处发现了野生茶树，尤其是1844年Masters根据英属东印度公司采自阿萨姆茶园的标本将其定名为“Thea assamica”(阿萨姆茶)后，更是宣称印度是茶树原产地。 　　张宏达先生在考证了英国皇家植物园各大标本馆后认为，印度的茶树与中国云南广泛栽培的大叶茶没有区别，并认为印度的茶树是从中国引去的。他在1981年所著的《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中写道：“中国人民利用茶叶的历史十分悠久。考之史籍，茶叶最先用于医药方面，然后才作饮料。早在公元前2700年的殷周时期中国人就知道用茶叶作医药，周代以后就以茶为饮料……无论从植物的地理分布或人类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历史来看，茶树都是中国原产”。“从茶属的地理分布看，‘阿萨姆茶’分布到印度阿萨姆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人为活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印度现在栽培的大叶茶是当时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引过去的。关于茶树在印度的记载，在印度本身是未有发现的”。“东印度公司派人去阿萨姆进行茶树栽培调查，表明阿萨姆的茶树是当地掸族人从远东带回去栽培的”。张老的这些佐证表明，印度阿萨姆的茶树来自中国，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印度阿萨姆茶树来自中国还可进一步得到说明。2005年3月20日在“中日茶起源研讨会”上，日本著名学者松下智先生明确表明茶树原产地在云南的南部，并断然否认印度阿萨姆的萨地亚是茶树的原产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2002年松下智先生先后5次去过印度阿萨姆地区考察，当地未发现有野生大茶树，而栽培茶树的特征特性与云南大叶茶相同，他认为第一，阿萨姆的茶种是早年云南景颇族人从云南带去的。原来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江心坡地带(与今云南怒江州接壤)，在中缅边境调整前属于中国，当时从